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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2019
【社运多面向之二】社运没有模式,长远目的需结合多种方式维持
作者: 白慧琪(副刊记者)

(本报资料室)

6月16日香港“200万+1人”大游行,香港政府一直未作回应,直至7月1日七一游行后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媒体形容为“抗争行动升级”。问非政府组织净选盟2.0,游行那么多次时任政府也没有回应诉求,为何不见运动“升级”?

“‘升级’这个词好像显得我们之前的行动比较低级。”净选盟2.0新任主席范平东也不同意“升级”的说法,但说明维持和平路线的原因:

“我们知道时任政府要让净选盟显得不合法,是不守法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得表现出净选盟是站在法律这边,现场的暴力反而是当权者制造的。对,政府没有理会我们的诉求,但某程度上我们达到目标了,让政府站不住脚。我不觉得我们是低一级的示威。”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刘永发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净选盟2.0于6月14日发出文告声援香港和平示威的群众,并谴责警察暴力。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是后事,与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总监叶瑞生见面,两人都强调不支持任何来自警方、当权者或示威群众的暴力行为,净选盟维持和平抗争的原则。

叶瑞生认为,社运的道德制高点是和平,所以不鼓励破坏、暴力行为。但看待香港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和破坏公物,他认为应该对比警方直接对示威者发射橡胶子弹、布袋弹,就看得出所谓暴力的程度差别。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叶瑞生分析,香港政府非完全民选,政府当时也一直没有回应抗争诉求,这让民众觉得抗议行动必须要改变才有效果。“政府应该负最终责任,因为人民已经透过和平手段表达意愿,政府不回应,还武力镇压。”

“我想动机很重要,暴力行为的动机是什么?针对什么对象?如果只是物体而不是人,轻重就很大分别。比如要冲进立法会,撞破门和殴打警卫,两者差别很大。”无论如何,叶瑞生仍不鼓励暴力和破坏行为,小部分过激手段可能是要表态,而非蓄意伤害,不应因此就忽视绝大部分和平抗争者的努力。

看回净选盟集会,也曾发生零星暴力事件。净选盟2.0和3.0集会上,有示威者责骂警方,甚至踢回催泪弹。叶瑞生不否认,但认为也应了解为什么有这些情况?“因为原本的和平示威最后被警方镇压。”

最激烈的428净选盟3.0集会上有警车被示威群众翻覆。范平东无奈,绝大部分时候都在和平抗争,警车被翻覆成为当天最主要的新闻。“其实那不像一般净选盟支持者的行为,他们很有可能是被安排来制造骚乱,污名化净选盟的。”在国外,示威活动常有专业挑衅者(Agent Provocateur)潜入制造骚乱。

范平东不同意“抗议行动升级”的说法,抗争本来就有很多方式。

叶瑞生认为,集会的影响不能只看活动那一两天,长远来看净选盟是有效的,推广了公平选举意识。

社运不乱

净选盟集会长期以来能够维持和平,其中一个原因是有明确的领导单位提供指示,确保集会秩序。集会地点、时间、路线、诉求等都在社交媒体上广传,参与者知悉也遵守这些明确的资讯。

一场社运办得如此严谨,范平东说,那是为了“展现”责任感给当权者看。“净选盟有号召集会的原因,也基于自身的权利来抗议示威,政府没有借口把我们变得不合法。”严谨,也是为了让民众相信净选盟2.0是尊崇法治,负责任的组织。

范平东的社运经历其实不长,首次参与的是第二场净选盟集会,他就是其一变得更愤怒的人。后来他在新山举办集会,并参与主办第四、五场,成为保安组负责人。

通常,大规模示威活动都有警方驻守。范平东强调,警方的职责是Facilitate,方便活动进行,甚至保护公物,他们不应挑衅示威者。他以香港为例,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时,警方反而撤离现场。净选盟4.0集会也发生警方撤离独立广场,反而是净选盟内部小组把关,维持秩序。

净选盟集会上,主办单位设有指挥中心,每个定点有志愿者穿着制服和背心担任指挥员。他们就是场上的小领导,依照指挥中心指示传递方向。队伍中有皮卡车,放置旗帜指引方向让参与者跟随。当然,集会中肯定有稍微激进的人,但往往其他参与者都会阻止他们。

2012年净选盟428集会是历来最激烈的集会。

净选盟428集会上,有民众推翻警车。

社运发展得越大,会引起“反制运动”,例如红杉军集会。

净选盟需要人民的支持

从参与者变成其中领袖,范平东觉得最重要的是思考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说什么。对他而言,示威只是其中一个诉求改变的方法,有时一个声明就行,有时必须号召示威,每次都得考虑很多事情。示威只是一个施压方法,但净选盟不只用一个方式。

当然,也有些声音希望净选盟更激进一点。净选盟长期维稳,同时找寻其他方法来达成目的。叶瑞生举例,第四场集会加时至午夜倒数独立,第五场全国巡回造势。他们认为,暴力不是最好的办法。

“不是说暴力不能带来改变,很不幸的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运动中牺牲性命。极少发生暴力的是印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和南非曼德拉的不服从运动。”范平东相信更好的方法就是非暴力,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也能向当权者施压。

虽然净选盟集会向来都是单日结束,时任政府也不回应诉求,叶瑞生认为集会的影响不能只看活动那一两天。“长远来看,净选盟是有效的,我们推广公平选举,民众现在都知道‘幽灵选票’(Phantom Voters)、‘选区划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 杰利蝾螈或选区划界不公(Gerrymandering)。”

净选盟集会的影响也反映在2008年、2013年和2018年大选,民众开始对选举投票更有意识。“每次净选盟运动的诉求不只是印在T恤背后那几条,而是一整份文件。”范平东直言,那些诉求很多都成了希盟的竞选宣言,希盟政府必须去执行。

没有示威的时候,净选盟2.0间中也做了很多事,例如发表文告、公民教育宣导选区重划和选区划分不公等。他们也协助雪州、槟州政府和一些选民控诉选举委员会。范平东相信,这些行动都间接延迟了选区划分,拖慢国阵政府到最后一刻才宣布选举。

换了政府也不代表抗争结束,旧的制度仍在。范平东说,净选盟2.0现在也持续推动选举改革的工作。“净选盟不能没有人民的支持,民众也可以转发净选盟的文告,或者向自己的国会议员施压。”

多年冲撞,累积社运空间

相较起来,叶瑞生的社运经验丰富多了。“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有抗争,人数很少只有30到50人,警察还多过示威者,人们被捕、被控。”多年来,公民社会倡导和平集会,慢慢建立起支援机制,被逮捕的人可以得到法律援助,有律师负责保释和打官司。

叶瑞生认为,公民社会多年下来冲撞,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算是一个阶段的成果。民众明白和平集会是公民权利,我们其实可以上街表达声音,克服种族冲突的恐惧。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动员效果,净选盟第二和第三场集会警方暴力镇压,让更多人愤而走上街头。

社运没有一种模式,有时还得结合各种方式来达致长远效果。叶瑞生说,除了不断诉诸法律挑战,公民社会也动用国际人权组织的力量施压,促使政府成立人权委员会。一直以来,公民社会不间断推广公民教育和公民意识宣导。

抗争的手段:香港大埔一地下隧道贴满反《逃犯条例》的便条纸。(路透社)

抗争的手段:香港妇女在中国游客众多的商圈发派报章。(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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