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电影，小时候大山脚镇上有三家电影院，父亲第一次带我到电影院是看一部关于中国画家王冕（注1）故事的电影，记得他骑着水牛牧放，因为没钱买纸而在地上和石头上练习画荷花，当时父亲也没说什么，只觉得跟父亲两人去看电影的感觉很好，后来上了中学，电影院就在学校的斜对面，经常到戏院前面的摊子买零食，偶然有学生优惠票才会踏入电影院看戏。

因为开始写诗的关系，生活中多了很多爱看电影的朋友，我们在槟城光大（Komtar）的台湾电影展看了《香蕉天堂》、《客途秋恨》和《风柜来的人》，当时很多老师都是留台生，学校里总会弥漫一股“台湾的味道”（沙茶酱和口音），后来一些朋友到台湾念大学，而我则选择去了意大利，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电影。

那时候看电影是一件蛮奢侈的事，大部分都是“读”电影，开始友人买回来的《影响》，还有报摊上可购得过期《电影双周刊》，家里也从录影带开始转换到很大片的LD（LaserDisk），没多久就被VCD取代，这时才开始我们看电影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在大山脚警局的对面，开了一家非常神秘且家喻户晓的24小时营业盗版影片专卖店，曾多次被警方取缔后，店家每一次都在短时间内，并在原地东山再起，规模和货量越来越强大，前来的客户流量如台北的书店诚品信义般，越夜人潮越拥挤，几乎成为了大山脚的观光胜地。当时除了一些主流的国外电影，各个源流和种类的电影这里都有，比较偏文艺的电影不晓得为何总会归类在“色情区”。可能是因为影片里出现裸露的镜头，就被放置在限制级区里，而这些所谓的“艺术电影”都会在店里后方的一个小房间内，需要敲门被店员检视才得以进入，一片片装在塑胶套子的VCD，封面都是非常简陋地使用家用印表机列印的贴纸，老板用螺丝将它们满满地挂在木板墙和门上，琳琅满目多不胜收。

当时疯狂地买VCD，非常饥饿地猛“嗑”电影，几乎只要能够找到电影杂志中介绍或提及的影片，我们都照单全收。原本想考意大利Cinecitta（注2）的电影学校（因为Giuseppe Tornatore的《新天堂乐园》Nuovo Cinema Paradiso）但是后来得知入学考试的考纲就直接放弃了，因为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电影是现实生活其中一个想像的出口，当我们无法在生活里正常呼吸的时候，荧幕中的光影世界让你得到短暂得喘息，很多时候甚至会忘了虚拟的满足和枯燥无味现实的界限。

在意大利看电影非常昂贵，因为德国同学的介绍，终于踏入如歌剧院般华丽的电影院看了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论尽我阿妈》（Todosobre mimadre），当电影结束，脸上的泪痕还没干的时候，发现隔壁坐着解剖学教授，彼此都因为剧情哭太凶而红了眼睛，对看时显得有点尴尬。

相信很多喜欢电影的人，都会连带喜欢电影的周边商品，尤其是那些为不同国家影展而设计的电影宣传海报，因为损友的关系，我在新加坡买下了一张好贵的电影海报，这张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的电影海报有别于其他海报，它是呈水平雾面状的印刷，几乎没有几家电影院可以张贴在他们固定尺寸的光箱内，因此这一批原版的“缺陷”海报就完整无缺地流落到各个收藏家手中，至于马来西亚导演何宇恒的电影《太阳雨》海报也是我最爱的海报之一。

那些年我从电影里看到了生命中的各个面向，生活的经历与电影中的剧情重叠，让人欢笑、让人哭泣、更让人沉默。黑泽明最后一部电影《一代鲜师》（Madadayo）里的退休教师，家失火了他冲进火场内抢救他家的财物，学生问他拿了什么重要物品吗？他从胸口内取出一本薄薄的诗集，他说：这是身内物。（看到这一幕，我想起了我的老师）

注1：

王冕（1310年～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亦号食中翁、梅花屋主等，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桥人，元朝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他出身贫寒，幼年替人放牛，靠自学成才。

注2：

Cinecitta是意大利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电影制片厂，全国电影拍摄中心，位于罗马城郊，距离罗马市中心约6哩处。1930年代，墨索里尼逐渐意识到电影作为宣传工具对纳粹的重要性，故而派遣自己的儿子到好莱坞制片场取经，打算照搬好莱坞的模式在罗马复制一座电影城，1937年墨索里尼兴建Cinecitta，形态似好莱坞，故被称为“泰伯河上的好莱坞”。

1941年费里尼（Federico Fillini）拜访了Cinecitta电影城，在那里他被电影城的景观迷惑了。此后费里尼的绝大多数电影都是在Cinecitta的第五摄影棚拍摄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位电影巨人的缘故，第五摄影棚名声鹊起，成为了许多导演的心目中的殿堂。第五摄影棚也成为费里尼的代名词。1993年费里尼逝世，葬礼在Cinecitta第五摄影棚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