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虽属联邦制国家，但联邦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受州政府专属管辖，但州政府的运营机制也常受各项联邦法令牵制，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管控。195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政府在准备和平移交政权给亲英的联盟政党时，曾经铺设各级选举，包括推行地方议会选举。

但在独立8年后的1965年，当时的联盟政府以马印对抗时期为非常时期, 以及受反对党控制的多个地方议会管理不当等理由，中止了地方政府选举。究其真正原因，也许应说1960年代初，城市占多数的华、印族人口中很大部分选择支持反对党，包括左倾的社会主义阵线，反对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政府。取消后，联盟政府及随后的国阵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州政府委任地方政府官员，一直到今天。

纵观诸多民主国家，近两百年来都走过从中央集权到权力下放到地方的过程，把全民参与权扩大到居住地层面，让人民更能发挥公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地方政府选举较直接委任制具有下列优点：

一、通过选举更能缩小政府官员与地方上人民之间的距离。选举过程能让人们更为了解政府的政策和操作方式。另外，只要不以种族或宗教课题煽动选民情绪，能做到选能任贤，以当地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就有拉近各族之间疏离感的可能。

二、由城市或乡镇居民选出自己的地方政府议员，能增强议员对当地的责任感，提高其效率和管理功能。

三、当选议员更愿意聆听当地居民有关民生的难题，对他们的诉求一般会作出更积极的反应。

四、投选居民会有更强的参与感。因为他们熟悉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能协助地方政府制定规划方针，按照当地条件，“因地制宜”的发展优先项目。

五、中央政府如能多给地方政府一些权力和激励措施，少些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可以鼓励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并促使它们发展地方，提高经济效益。譬如槟城地方政府效率高，可立为榜样让其他地方政府仿效学习，全国总体成效自然提高。地方政府多给些资源和自主权，可以按照自身需求发展有利民生项目。目前最受忽视的就是公共交通，居民没车不能出门，但街上几乎看不到公交车。地方政府如自己有钱，即使中央不给钱也能办到。

我们如果渴望地方百姓拥有更多议事权和参与权，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就有必要，因为它利大于弊。从国家大局看，担心地方选举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不利于团结，这未免过于谨慎，因小失大。无可否认，我们的确长期遭受人为的种族政治贻害，要在一个种族杂居地举办地方选举，初期难免会出现族群非理性的偏向选自己种族候选人。但是，独立后60多年来，各族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普遍提高，辨别是非能力今非昔比。更何况参选的也不限于一族一人，如有一族两人参选，他们就非得要争取另一族人支持，才能提高胜选机会。如此一来，不就更促进种族相互沟通和团结吗？

大马的地方政府主要分成三级，划分标准不一，主要按行政需要而定。第一级为人口较多的市政局／厅（Dewan/Majlis Bandaraya），包括吉隆坡、乔治市、亚罗士打、怡保、八打灵再也、沙亚南、芙蓉、马六甲、新山、依斯干达公主城、瓜拉登嘉楼、亚庇、美里、古晋北和古晋南，共15个市。第二级为市议会（Majlis Perbandaran），共39个。第三级是县议会（Majlis Daerah），共94个。沙巴和砂劳越幅员辽阔，分别占了21和19个县议会。另两个较小的联邦直辖区（布城与纳闽），划入了市议会管理。

我们可以乐观的想象，一旦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情景将会是地方上人气兴旺，显示大马民主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被选出的代议士将为减低当前地方政府的官僚气息而努力，一改目前一般由执政党委任的政治官僚把服务重点放在以党务为主、服务百姓为辅的习惯。老百姓在地方上碰到的问题，只要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就可解决，再也不必拜托选区的国会议员或州议员来回奔波，整个政府行政系统的效率将提升一大步。

尽管联邦宪法第113（4）条文阐明，“联邦法律或州法律可授权选举委员会进行国会及州议会以外的选举”，然而，1976年通过的地方政府法令第15（1）条文却规定地方政府选举已停止运作。要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政府必须修改该条例。经过43年的实施，地方政府法令有好些条例已过时，有必要与时并进修订。譬如说，第69条文谈到个人污染水道可被罚款最高2000令吉或监禁最高一年或两者兼施。从最近巴西古当的水道污染事件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负责任的应该是任何形式的机构或企业，而不应该只列明个人而已。再说，拿今天的2000令吉罚款等同于一年监禁，让人啼笑皆非！

据报道，房屋和地方政府部预计将在2020年底或2021年初修改地方政府法令，以恢复地方政府的选举。部长也说会和非政府组织、州政府有关机构共同研究一个最合适的模式，最后交给内阁作出决定。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将引领大马创建一个更富有全民参与感的社会。这不但代表了我们社会教育更为普及和提升之后，人民对政府更民主化的要求，还标志着它更能加强各种族间的凝结力与合作，扮演着降低当前弥漫不散的种族和极端宗教的阴霾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