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台湾与马来西亚文化差异大不同，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关于“转型正义”课题，台湾政府为38年戒严时期受害者的各种主动“平反”，很是值得我国参考。本月7月，台湾政府举行的“反省记忆”除罪仪式，出席者竟还包括当年遭到白色恐怖迫害的3位马来西亚人……

台湾38年的戒严时期中，无论是本省人、外省人，还是原住民，都是威权政治底下的人权受害者，而近年来台湾也开始了解到，戒严时期也有外国人遭遇白色恐怖迫害，其中包括马来西亚人。

在2019年7月7日这天，台湾政府举行了“反省记忆──平复司法不法之第三、四波有罪判决撤销公告仪式”，为曾蒙受政治冤狱之灾的受难者除罪与平反，而当年遭到白色恐怖迫害的其中3名马来西亚人──邬来、陈钦生、蔡胜添也出席了这场仪式。

其中陈钦生受促转会邀请代表政治受难者群体上台发表感言，当时陈钦生说“我们很感谢，在多方的努力与协调下，上周四《政治档案法》终于在立法院三读通过，这是一项大礼。今日在此我们诚挚的恳求相关单位能够积极尽速配合党案解密，让真相大白，而不再有任何一位受害者带着遗憾而终！”

从陈钦生等人的事迹，可见原来台湾的转型正义和马来西亚也有着这层关系，同时也可让我国社会了解到，台湾的转型正义也非能以“蓝绿恶斗”一语标签带过的。

台湾转型正义的“平反”历程

台湾政府在1998年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后，便陆续发放补偿金，以及赠送政治受难者“恢复名誉证书”，然而当时这转型正义是不完整的。

对许多政治受难者而言，“补偿”不等同于“赔偿”，两者意义大不相同，后者意味着国家承认了错误，但补偿一词乃国家“看到了”他们的不幸，所给予的“安慰”。同时，虽然当时台湾政府也给了“恢复名誉证书”，然而解严前夕所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并不允许当年遭受不当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者重新上诉，因此他们仍是“有罪在身”的。

因此蔡英文政府在2017年12月所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六条第二项即规定，已获得赔偿、补偿或恢复受损权利的受难者们，其刑事有罪判决、刑、保安处分及没收宣告，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施行之日均视为撤销。

而促转会在2018年5月成立后，才进一步进行名单确认，至今共进行了4波有罪判决撤销公告，并举办公告仪式，让当事人正式体会到官方已承认他们的“无罪之身”，政治受难者的罪名被撤销与平反，不再有前科纪录，也不再需要背负“政治犯”的污名活着。

不过政治受难者群体的面貌、声音并非全然单一的，如在7月7日公告仪式上致辞的陈钦生直言，他相信许多受难者和他有同样的感受，虽然《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后他们的罪名被撤销了，但他们本来就“无罪”，何来“除罪”？陈钦生认为，虽然台湾官方终于能撤销了他们多年莫须有的罪名，但仍无法抹灭受难者们心中的疑惑，第一、为何当年要把他们打入政治黑牢？第二、真相何在？第三、加害者何在？

陈钦生在台上的“控诉”，正是台湾转型正义至今未能完成的“还原历史真相”。

当时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了这场仪式，蔡英文在致辞时也回应了陈钦生的心声，她说，“我们撤销这些判决，不足以平反他们心理的创伤，因为确实他们没有犯罪。政府只是撤销了一个罪名，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社会大众、全体国人、更是我们所有的受难者，你们没有犯罪，你们是勇敢的，我们要谢谢你们。”

来自我国霹雳州怡保的陈钦生在1967年来台升学，并就读台南成功大学化工系，1971年因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而被调查局罗织为嫌疑犯，后因证据不足及李敖等人“顶罪”，不愿放人的调查局又将陈钦生扣上马共派来台湾“颠覆中华民国”的罪名，最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由于我国在1974年5月31日与中国大陆建交，而与台湾断绝双边领事关系，因此当时敦拉萨政府被迫中断了救援陈钦生等人的行动。

虽然陈钦生在1983年已出狱，并定居于台湾，但他是直到2009年才首度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此后随着诉说自身生命故事的次数越多，陈钦生也越愿意面对过去不幸的阴影，后来陈钦生担任了台湾景美人权博物馆的导览员，在那曾是关押他的景美看守所的园区中，为台湾社会说明过去那段人权受压制的白色恐怖历史。

转型正义不分国界、党派

促转会主委杨翠透露，她个人对陈钦生前辈的境遇相当感伤，她与陈钦生认识多年，她觉得一个来到台湾，想要好好求学的外国人，却在异乡受到政治迫害，受到不法的禁锢而无法回家。

杨翠认为，陈钦生等外籍受难者的事迹，正说明了转型正义的存在是超越了省籍、蓝绿对立的刻板印象。杨翠提到，她曾同陈钦生讨论过未来在进行促转会的总结报告时，该将外籍受难者的面向也纳入，进而使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图像多元化。

除了马来西亚人外，过去也有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毛里裘斯、日本的公民也曾遭白色恐怖迫害。杨翠认为，陈钦生的案例即可呈现出台湾威权统治时期，不是特定族群、省籍的一个世界，它是统治政权对人民，甚至对在台湾住民的人权迫害是无区别对待的。

过去台湾所研究的白色恐怖案例上，可发现即使是威权政党集团内部也会有白色恐怖迫害的情形发生，杨翠称包括调查局的人也变成政治犯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例如，曾任调查局处长的蒋海溶、李世杰因内部斗争而入狱，他俩曾在景美看守所与陈钦生同房。杨翠说，“因此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不是特定的族群关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国家对人民的人权侵害。”

杨翠认为，如今台湾社会透过戒严时期遭迫害的外国人事迹，才使彼此更清晰描绘了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图像，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因为透过外国受难者群体的事迹才了解到，白色恐怖并非过去一直以为的族群对立、意识形态冲突。杨翠表示，虽然外籍受难者占整体政治受难者比例较少，但是复数的案例，足以彰显了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政权体制。

杨翠提醒，关于在转型正义工程上，公部门与民间的关系，都不应忽略了真正开始做转型正义的前行者，都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当事人们，以及当事人的家属。杨翠表示，受害者在受尽迫害、伤痛后，回来社会后却又进到社会这大牢，但最后依然选择站出来诉说，因此她觉得受难者前辈们的生命能量非常强大。

隶属于台湾行政院二级独立机关的促转会成立之初，即被规范得在两年内提出包含完整调查报告、规划方案与具体实施步骤在内的任务总结报告。杨翠表示，从陈钦生在内的众多受难者前辈愿意站出来，为台湾社会持续诉说生命故事的事迹，促转会未来会在总结报告内叙说受害者们如何在转型正义过程中，投身为社会诉说的生命图像，她相信这是转型正义最有力的宣讲。

“有的人问我说，怎样才能让不了解转型正义的人们更了解，以前我会说要告诉他们更多当时被迫害的人的故事，我现在想一想说，如果去告诉他们更多被迫害者站出来诉说的故事，也许会更有感染力。”杨翠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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