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gladesh is a country full of rivers.”

他在我的电脑里输入这行文字。

电脑屏幕的光映照在他的双眸里，闪闪发亮。我仿佛在他的眼里看见晶莹剔透的河水，潺潺流至连绵山脉，以及他的远方的家乡。

他没有为他的这行句子表述。他默默地整理着电脑里的文件夹，例行的工作，我在他的面前是一个寻常得不足正视的顾客。我提着修好的手提电脑，走到Digital Mall的外头，阳光像无忧无虑的孩子，在排满车子的道路上跳舞。那河，那水，那个写下这行句子的人，还在我的脑里颤动。

在爱丁堡的电车上，小南问我，想家吗？

那时我已离家一千两百三十三天。好像很久，又是眨眼间似的。我注视着电车窗外的商店，思绪随着行人缓缓移动，行人的背影未抵达目的地之前，电车已把我和来不及收回的目光带走。一遍又一遍。那一千两百三十三天，亦是如此。

回到住处，门口摆着一个披萨盒子。小南和我对视而笑。他查看了左右，弯身拾起盒子，轻松地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把盒子带到外头扔掉。

不等小南回来，我先进入屋子。放下刚买的日常用品，便以瘫软的鱿鱼姿态坐在沙发上，脑袋放空。这阵子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掏光了我们所有的精神，仅剩一点可以活着的气息。

不过是闷在家里一整天的周末，晚餐时正好是高峰时间，订个外卖起码要等一小时。我和小南被迫出门。买披萨。

不过是买个披萨，就遇到堵在门口谈笑风生的波兰人。我们从他们身子与身子之间的隙缝钻进披萨店。他们当中有人不过是说了一句“China pig”，小南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他们人多势众，我们还没吃晚餐，四肢无力，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路人把小南从高个子的金刚勒颈挣脱出来后，我和小南便像败犬一路狂奔回家。

不过就回家，那群波兰人不知怎么就追上来了，在我们门外闹，又是踢门，又是叫嚣，快把我们的门给拆了。隔壁邻居是一个长年独居的洁癖老人，平日不容许一点嘈杂声一点垃圾。他报了警。波兰人听见屋外的警鸣，散得比烟快，仅留下一地啤酒瓶的玻璃碎片、泥土，还有未干的唾液。

我们清理干净后，已近十二点。隔壁洁癖老人出来察看，瞟了我们一眼，弯下嘴角才回到屋里去，好像满意，又好像不满意。对于洁癖老人而言，我们这些外地人总是制造麻烦。

后来，波兰人常拿我们家当出气筒，送来香烟蒂、残余的巧克力或食物残渣在我们的门口。洁癖老人每次听见我们打扫的声音，就会开门现身，一边摸着他油亮的光头，一边以恶犬似的眼神盯着我们。

他天天祈祷，求主把我们送走。他说的。

时至今日，已经两个星期。

这不是最糟的一次。

和小南重逢的时候，他在蒙马特的一家咖啡馆当侍应生，晚上则在另一家小酒馆工作。很多年前听中学同学说小南在法国深造，读的是设计。设计什么？没人知晓。

小南见到我的第一眼时，错愕雾般笼罩着小南一身。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小南。他的眉宇和神情，仿佛蒙了一层灰，把他在我印象中的样子变得模糊不清。他倏地避开我的眼神，转身就走到吧台后面，将身子埋在酒瓶、高脚杯之后，似乎不想和我相认。

“Le petis chinois.”一个脸色通红酒客嚷道，“Petis chinois!”

随后，那酒客开始唱起“Chang Le Peits Chinios”。一首歧视华人的法语歌。

小南听见，脸色微微一沉，很快若无其事，继续他原本的忙碌。擦桌子。收拾碗碟杯子。点餐。那酒客直盯着小南，枯等不到小南一个反应，眉头皱了，像打结的绳，交错成一团。

小南经过酒客的身边时，被酒客一把推倒在地上。笑声停了，音乐止了，餐具敲击的声响瞬间消失，全场目光的焦点投注在小南和酒客的身上。几个小南的同事忽地凑向前来劝架，小南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怒气腾腾地望着酒客的腿。酒客仍没放过小南，轻踩了小南的大腿几下。

我正想离开，惊见小南猛咬住酒客的腿。他刚才一直在盘算想咬的部位，现在行动了。尽管众人怎么拉扯，小南怎么也不放嘴。不知何时，有个人指着我大声说几句话，全场把目光转在我身上。我环视一周，全场就只有我和小南两个亚洲人。

几个人开始推着我，鼓噪着，暴跳着。我寻找小南的眼神，想知道我该怎么做，却已经来不及。我的头部一阵疼痛，灯光开始摇晃，人影忽闪忽现，像鬼魅，然后暗了下来，好像被某种黑色的液体侵蚀。什么都看不见了。

再醒来时，我和小南身在他的房间，幽暗而杂乱，是一所公寓里的小房间，弥漫着巴黎惯有的刺鼻霉味。小南的头上包着纱布，手上好几处伤痕，像被利器割伤。他的同事这时开了房门，送来两杯冰水，对我点了头就出去。我想是他们送我来到这里的吧。

原来我没有认错人。我抱着隐隐作痛的头，对小南苦笑。

小南坐在一张灰色的木凳上，抱着垂低的头望了我一眼，额头挤出几条抬头纹，像他的眼神那么深邃。我至今都没有忘记那双眼睛，带着无奈与万千愁绪，却一字也没有对我说。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眼神是什么意思。

那酒客闹的事仍没完结。传言说他是市长亲信的亲戚，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亲口承认，但是大家都当真了，任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要求我和小南赔偿他医药费，一千欧。活见鬼。

几天后，我和小南离开了巴黎。我没给巴黎留下什么，而巴黎给小南左眉角留下一条柳叶型的疤痕。一路走走停停，我和小南来到爱丁堡。一座冷僻的山城。我们在荷理路德公园的高处远眺海，船，以及石头房子，少了巴黎的肮与乱，我和小南以为爱丁堡容得下我们。

如今，波兰人切断了我们的以为。他们在爱丁堡外籍人口中为数众多。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和小南又要出走了。

跟小南分道扬镳的打算一直在我心中盘旋，像一只鸟，飞来停留，片刻后飞走，不久又飞来。开口不是难事，但我贪图他带着家的记忆，他的口音，他左胳膊上露珠状的预防针印记，逼着我承认我依旧依恋着家。我直视自己走得并不洒脱的事实。

我和小南回到荷理路德公园那可以远眺海，船，以及石头房子的高处。海鸥飞得很低，在寻觅它的食物。

我想回去了。小南往前丢了一小块面包。一只海鸥呼地降下，叼起那块面包，张合着嘴，吞了面包。

好啊。我没有挽留小南，爽快地附和他，也不给他犹豫的余地。我看出他的疲惫，也看出自己恢复孤身上路的决心。小南让我忘了自己原本的孤独。他或许从不知道，我只想独自晃荡过日子。

这次回去就不一样了。小南仿佛劝我。

我躺下，赖在草地上，把头枕在两个臂弯里。谁知道呢，只是换了另一家管理公司，还是得付管理费，还是得遵守新条例，还是得哑忍永不剔除的弊端，谁都无法修复整座建筑物里长长的裂缝。

这一千两百多天的回忆，小南占据了其中的两百多天。记忆的片段快速回转，眼前仿佛有一块大屏幕，投映着我在候机室的那个深夜。我身边那个马来小女孩，身上裹着一块粉色的绒毛毯子，期待上机的心情正努力抵抗着沉重的眼皮。她用马来语问我一个人吗？我说是的。她说去旅行吗？我说可能是吧。她顿了一下，对我的回答不甚理解，于是傻笑了一下。

小南干咳几声，欲言又止。我不出声，只是等着。等着他继续劝我。

“其实，那晚我并不想救你。我只想自己一个人。”

我依然没有出声。我只是等着。等着小南继续说。

然而，小南一直抱着沉默的双膝，像舍不得放下的宝贝，不再有其他动作。

我记得清晰，听见小南从鼻腔呼出一口气后，他站起身，头也不回地下山了。暮色渐浓，我沿着小南走过的路，回到我们的住处，却再也没见到他。

这是小南对我的吿别。

那孟加拉人想家吗？我走到对街的行人天桥下时，真想知道答案。

我提着手提电脑掉回头，回到Digital Mall。只想问问写下那行句子的那人，关于那河，那水。

店里空无一人。楼面好像台风路过的翌日早晨，异常冷清。我问隔壁店员，人呢？

移民厅的人把人都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