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董桥先生伫立于陆佑故居“东兴园”宅邸外，细细浏览了这一栋隐匿在闹市一隅、曾经辉煌一时的典型殖民地（Colonial）时代大洋房时，自然流露出来的一句话语。不知这栋弥漫浓郁南洋氛围，中西合璧的“东兴园”是否与董先生早岁出生、成长的三宝垄故居貌似几分，当他目睹陆佑故居时，或许会勾想起年少往事吧？他那句发自肺腑的心里话：“似曾相识燕归来”，似乎透露了一丁点什么讯息。

“东兴园”宅院内的摆设设计，古雅中带有现代美感，亦中亦西，董先生兴致勃勃，频频向导览的陈先生提问，惟基于这座古迹刻下已租借予私人用途的律师楼，我们参观时，碰上了上班、忙碌的职员，场面有点尴尬。惟宅院墙外，草木扶疏，绿树葱茏，微风和畅，令人感到身心舒畅，性情愉悦，乍看之下，董先生显然是喜欢这地方的。

董先生是个做事极度认真的人，他说在来吉隆坡的前几天，精神很紧张，因为他一直担心是否会顺利赴约，答应了人家，万一来不到怎么办？令他承受了不少精神压力。尤其在他飞来吉隆坡那天，临飞时，因香港挂八号风球，班机一延再延，前后共延迟了3次，这种精神紧绷的情绪一直到了颁奖典礼结束后，方才松懈下来。

嗜书藏书，董先生尤其迷恋书册的装帧艺术及集藏。他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对书之装帧、设计极之讲究，尤其在出版《从前》之后，本本皆硬皮精装，像艺术品似的，让书迷爱不释手，一头栽进集藏董书的漫长之旅，一生无悔，无怨无尤。

坊间一直有流传着“牛津版董书是钦定版”的说法，董先生说：“牛津版本就是我自己定的”。至于牛津版本的装帧设计，董先生说，设计的概念（idea）也来自他那，是他本身向牛津负责人说明书籍的装帧与设计要怎样做的。

迄今为止，董先生一直都有保持淘书买书的习惯，某日早上，在KLCC用了早膳后，旋即到4楼的纪伊国屋书店访书，董先生先到平常摆设董书的架上浏览，由于众多董迷知道先生最近会出席花踪文学奖活动，因此其作品卖得非常火红，书店目前仅卖剩下《记忆的注脚》及《跟中国的梦赛跑》两本而已。董先生突然在书店的出现，似乎也引起一阵“小骚动”，店里的职员果然经验丰富，立马把书架上仅剩的两册董书请作家签名，不消说，这两本有董公签名的书，果真迅速售罄。

那董先生到底在纪伊国屋书店淘了什么书呢？原来董先生是专程来找Agatha Christie（1890～1976）的侦探小说的；董先生解释说，由于他手上的精装本在翻阅上有点不便，故想找一些平装本来阅读。董先生此行共淘得6册Agatha Christie的小说集，就连陪他去逛书店的“小书虫”也替他感到欣慰。书虫在外旅行，不忘访书淘书，这一种体验是何其的熟悉啊！

学习中文路上的两大恩师

关于董桥先生的中文学习、写作，影响他最大的两位师长当是印尼万隆“煮梦庐”黄亦梅先生与香港“宜楼”张纫诗女史。董桥谈及他的启蒙老师亦梅先生时谓：亦梅先生原名叫黄松鹤，有个弟弟叫作黄松锡，自幼跟着董桥的父亲董祝三老先生作徒弟。

“父亲一手把松锡先生养大，一直在照顾他，看着他长大，”董公娓娓道来，“亦梅先生的家里则是母亲的同乡，后来娶个家境富裕的有钱太太，一世无忧，没有做过任何工作。”后来，亦梅先生与发妻离异，娶了一个荷兰太太。

亦梅先生与写新诗的徐志摩也认识，曾和徐志摩通过信；亦梅先生也写得一手很好的新诗，不过他主要的成就还是在于旧诗词。

“我在15岁时，因为华校关闭，父亲送我到万隆的英文学校念书；每天下课后，就到亦梅先生的家中上课。”其实，亦梅先生也没有正式的上课，就是在他家里聊聊天，然后吩咐看些什么书，或会选一些书给他读，替他改改诗。“老师每天睡了午觉后，精神比较好时，会讲很多关于新旧文学的东西，我听多了就把它记了下来。”

每当亦梅先生心情好时，会带他到书房看看。书房里有满柜子的字画收藏，几代人的书画，师徒俩就慢慢地看，慢慢欣赏，真假也不懂；这些数量庞大的书画藏品，乃亦梅先生返回厦门，或是途经香港时买的。当时，大概价格也便宜吧，藏品是以明、清两代的书画作品为主，真的很好，然而又以明代的书画占多一些。

少年董桥前后跟了亦梅先生问学两年有余，平常老师就替他改改文章，无论是白话文、文言文或是旧体诗词。董先生话说从前：“亦梅先生连白话文也很讲究的，也写得很好，这样的学习与修改文章对我而言是很有用的，往后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包括了培养起我对古字画收藏的兴趣及认识。”

“后来，在我去了香港后，由于亦梅先生和我的父亲与张纫诗女史不仅认识，而且交情也好，故此，我们都经常到她家里去；张纫诗的学问比起亦梅先生还要深，写得一手好字的她，也被誉为‘岭南才女’。张纫诗晚年嫁给蔡念因以后，住在麦当劳道，就过得很舒服的生活了。鉴于亦梅先生与父亲的关系，张纫诗也教了我很多东西，大概我的中文，就是受到这两位老师的影响比较大吧。”

对待文字认真较劲

董桥书迷都晓得，董先生有句在一众董迷之间广为讽诵的名言：“我扎扎实实的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的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董先生对于写文章的认真态度，是令人感到十分敬佩的。他说，他的每一篇文章，起码皆修改过七八次，因此每一篇签署他名字的文章，绝对假不了。

笔者上个月参观香港书展时，曾聆听香港资深报人郑明仁先生提及，董先生的手写原稿通常都是修修改改好多遍的。“仁哥”以前的办公室与董公为邻，他曾多次开口向董公乞讨一纸手稿留念，均不得要领；“仁哥”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同事们甚至尝试等董公下班后，到他办公室里去翻找纸篓，还找不出任何一纸半字的手稿呢，可见董公是如何认真看待与处理其手稿的事宜。

董公听罢上述趣闻，笑言：“我在报馆上班的时候，其实我都跑到印刷厂房，直接在电脑上修改文稿的，所以报馆的同事捡不到我的原稿，一点也不出奇。”呵呵。

《读胡适》，耗时4个月日日伏案写作完成

犹记得，10年前梁文道在访问董桥时，董先生曾说过，他在中央研究院与胡适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我们看到胡先生走过，主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招手微笑。这个人真是动人，他不是漂亮，他是真正的胡适之，形容间有一种很坚定的信仰在里面。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值的中国人，因为他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董先生今年5月出版了一册专门讲述胡适的著作《读胡适》，询及上述谈话是否透露出他老早以前就埋下写胡适的伏笔，董先生说他老早忘了这个访谈的内容，不过他向来就有撰写胡适的心愿。

“小时候，我读了不少的胡适著作，到了台湾后接触更多一些。我总在想，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完全是在胡先生的影子下茁壮成长的；胡适的著录不多，实际的贡献可能也不很大，然而他的精神却促使后来的这些人显山露水。”

以前，许多作家学者皆从学术角度去写胡适，董先生说，或许“从一个人的角度去写胡适，可能会好一些，因而我尝试撰写了这一本，我只能把书名称为《读胡适》，你不能去论胡适，读他的东西，然后知道他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读胡适》不是一本书话类的书籍，也不能视之为一册读书随笔，它比这还要更难写一些。套句董先生的说法：《读胡适》应该是一册不同形式的胡适传记吧。据了解，董先生在去年10月开始，暂停了每个周末于陆羽茶室的例常茶叙，闭门潜心细读有关胡适的庞大资料及材料，日日伏案写作，耗时4个月，撰写出长达88回、13万字的《读胡适》。“这部著作，完全按照着我自己对胡适的了解，编裁出我心目中的胡适形象。”

至于今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董先生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是故，《读胡适》的出版与五四百年纪念多少有些关系，他藉这时机，赶在4月份完成著书的任务，“我自己感觉到好像完成了一件事情。”学者余英时先生在第一时间阅毕这部专书后给予高度评价与赞誉，对董先生来说亦是个很大的鼓励。

董先生伉俪在回港前夕，特地在下榻的酒店宴请晚餐饯别，临别依依，温文儒雅的董公伸手揖别，说道：“青山绿水，后会有期。”一派名士风范，谦冲有礼，优雅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