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坑，我更执着于寻找母亲口述里的山林，那一片曾让她躲避过一场战争的惊惧与恐慌的记忆，还有乡里间可以吃食的草根和树皮。儿时的印象里，母亲来自一个树皮与草根都能活命的土地，乡野间还流窜着一些能吞噬咬嚼孩童的“山虎”。

从村头直沿着乡道走到村尾，终于来到一条并不算小的溪涧，是条流水湍急的小河。记忆里，我给汤坑的舅舅写信时，都只是简单写着“普宁县汤坑乡溪畔某某收”。这溪涧两边都住有人家。想像当年，到这里分发海外汇款批子的送信员，就只是站在溪涧边上，大声一喊：“某某，海外信笺到！”就会有人从某屋某厝应声飞窜而出。

山林是有，不是很高，葱郁蔚蓝蛰伏着，都在几公里的郊野外。一九二七年那场战事，猜想不是在村镇内厮杀，但也足够让乡民们鸡犬不宁，四处逃散。所谓的“山虎”，在乡里向老辈询问，才知道那是日军投降后，一些军犬没人饲养而在乡里间噬咬走散的孩童。

母亲于二十多岁就离开汤坑乡，而其间，就有四五十年的时间，被中马两国的政治因素所阻拦，与家乡的亲兄弟姐妹隔绝。直到八〇年代后期能够回乡时，所有的亲胞兄弟姐妹，都早已继续逝去。这几十年间，就她孤单一人存活于海外，那份兄弟姐妹的亲情，让人惆怅伤感。

大山脚

从此二十世纪二〇年代开始吧，从是中国沿海一带省份出海南下后，不到中南半岛，不东向菲律宾，也不直赴印度尼西亚千岛群的，到新加坡后还不想靠岸，绕了个弯，且掉头沿着马六甲海峡继续北上，直到槟榔屿垦荒拓展未来的南渡客，确实不是很多。

这些经过二三十天海上颠沛的番客，若不是早已在这方水土置有产业家当的华侨，就是初次到来者，除上手上紧抱着的简单衣裹，就是身上一身唐装衬衫裤裆了。这些番客还要在轮船上滞留几天，要通过英国殖民政府卫生署的疫病检测和简单询问的登记后，才被允许下船登岸。

站在甲板上北向，左手西向是著名的槟榔屿，向右手东望却是视界内一座巍然屹立葱翠的大山。这山不高，却是像一只乌龟般地在南北大地上伏地趴着。

有人会好心地说：“就在那山下，有座火车站。一时没有门路的，到那里搬运货物，就有饭吃，有地方歇脚。”

有人就会问：“那是什么地方？”

有人就会接口：“是有个马来名字。不顺口又难念。唐人就叫大山脚。大山的脚下。”

更有人接着说：“登岸后不远处有条火车铁路，沿着铁轨走，不会迷路，半天就到。”

是有条铁路，早在满清帝国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前一年的一八九九，在槟榔屿对岸的港口北赖与大山脚间的铁路就已建竣。

铁路来到大山脚，铁路在这小镇南部转了个弯，一分为二，一条转弯延伸向北直赴半岛北部的宽广大地，一条继续向南下直奔半岛腹地的宽敞国土。转弯拐角处，形成了个杯子U形，而这大山脚市镇，就装置在这U型杯子里。

南下北上的货物与旅客，或是从港口转来的继续旅程，都要在大山脚的火车站调协行程，北上的和南下的，都得在这火车站上决定登上哪个方向的班车，班次的时间不能对接，还得在镇上度过日夜，等候正确的火车班次。

向南到吉隆坡的干线于一九〇三年通行，到了一九一三年，从新加坡到泰马边境市镇巴东勿刹（Padang Besar）的整个马来半岛西海岸的铁路干线全面落实。

这是个铁路驿站的大山脚，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移民的典型市镇。

镇上是以潮汕一带的移民最多，其他还有福建与海南岛及其他如客家人和珠三角上诸多县镇的移民。

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管辖和铁道战略布局下，大山脚已成为北马的重要交通枢纽。

在铁路行政管理的需求下，世纪初就有大批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从印度大陆引进。政府行政官员、铁路局高低职员、军警的执法人员和法律与金融管理人才，都是顺便从印度调派进来，所以有那么一段时期，在大山脚的祖父辈们，几乎可说是由印度人管辖着。

祖父辈们都是近乎裸身抵达此地，然后根植于此，艰辛刻苦成家立业；然后一九四八年，我出生于这片水土。

这就是我的家乡——大山脚。

出生于此，几十年来面对着这座大山，沉浸于这镇的市井，总觉得，长于斯也将逝于斯。确实，除了几年的到外地读书实习，我回到这镇上从事营生后就不曾长久远离过。子孙们或者会流向世界八方，但这大山脚，将会始终不渝地就是他们的故乡，这也让我回想起一段轶事。

几年前，我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壶口瀑布观光。有位同行的旅客问我从马来西亚哪个城市来的。我说：“大山脚。”

或者是高原上荒芜沧桑的景象影响了他吧，他说：“大山脚，那你出来，要不要穿过丛林？”

我即时像是剌猬般地反应：“是要穿过热带雨林，还要搭电梯从树上的家下来。”

这人也敏感，微红着脸致歉，说是对文字的潜意识反应，说溜了嘴。

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过于唐突，过后我们都就自己的大意和敏感而互相道歉。

我也意识到，无论是家乡还是故乡，“大山脚”，这真容不得被别人挑剔或奚落的。

这就是我心坎深处的——大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