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些历史；如果人们能够从历史学到一些教训的话。

近代史上，宗教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波斯尼亚，而是印度。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决定放弃印度这个殖民地，但是，它面对一个大难题。印度的兴都教徒和穆斯林，互相猜忌，成见很深；而兴都人领袖和穆斯林领袖，也无法对独立后的政府、资源和权力分配，达致协议。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困难重重。

经过双方谈判，最终决定分家，各自成立一个以兴都教徒为主的印度，以及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分为东巴和西巴，东巴之后独立，建立孟加拉国）。

英国同意这个方案，并委任一名英国大律师雷德克里夫（Cyril Radcliffe）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划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

这时，距离英国撤出印度的时间表，只剩下5个星期；而雷德克里夫之前从未到过印度，对这个地方陌生得很。更糟的是，兴都教徒和穆斯林散布在全印度，在同样的土地生活了上千年；而今要如何用一条分界线，硬生生把他们分开来？

雷德克里夫知道，不管他怎么划，结果都会是一个灾难。但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只有硬著头皮，研读数百个城市，上万个乡村的人口结构资料，把兴都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入印度，把穆斯林多的地区，划入巴基斯坦。

一条在西，一条在东的印巴分界线，称为雷德克里夫线，划在地图上，割出了印巴两国。

雷德克里夫线公布之后，震惊所有的兴都人、穆斯林和锡克人。很多人世代居住的家乡，一觉醒来变成异国；原本的邻居和朋友，一夜之间成为敌人。愤怒和惊恐之下，到处都发生暴乱。

而落入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争相迁移到巴基斯坦国；落入巴基斯坦境内的兴都人和锡克人，也要逃到印度国。数千万人的大迁移运动，只要进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屠杀。

暴动和屠杀结束后，死了50万人，1千200万人沦为难民，无家可归。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在血泪悲剧中建国，而兴都教徒和穆斯林的仇恨敌视，在这段历史下加深激化。

双方的冲突，从未结束，每年都有数百至上千死亡冲突，严重的如1992年的巴布尔清真寺事件，死了1200人。

而在印度人民党（BJP）执政后，高举兴都教主义，无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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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印度兴都教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正面示范。

从公元1398年穆斯林的帖木儿可汗占领德里，以至1947年的印巴分治悲剧，从来都是矛盾超过共识，冲突多于融合。

而印度来的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奈克，他的成长经历，难免受到这种影响，他的宗教观，也是源自这种基因。在他的宣教内容中，充斥了对兴都教的否定和讥讽，也对其它宗教和民族，采取排斥的态度。

从他的过去，直到现在的做法，就是踩低其它宗教，从而突出自己宗教的伟大和正确。在印度，这或许是历史怨恨在现实世界的一道出口，也是作为少数的宗教群体，进行的反抗和生存方式。

但是，这一套做法，完全不符合大马的国情和民情。

大马的历史，不曾有真正的宗教冲突。不同的宗教来到这里，从狼牙修（Langkasuka）年代的兴都教，马六甲王朝的伊斯兰，乃至基督教和佛教，始终都是互相尊重，和谐共存。

而马来西亚建国，也是在不同宗教和族群具有共识的基础下达成。

在这片土地，伊斯兰、兴都教、佛教、基督教之间，没有宿怨，也没有敌意。

扎基尔是远来的传教士，他誦的经，不适合本地的土壤；他引进的宗教观，哗众取宠之余，却是隐藏的火药，也是政客的工具。认同扎基尔，让他留下来，等于否定我们自己的成就。

在宗教上，大马不要成为印度，这是大马应该拒绝扎基尔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