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20日彭博电)在公众对收入不平等日益不满以及医疗健保和高等教育支出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戴蒙(Jamie Dimon)及全球一些最大企业的其他领导人表示，他们打算放弃长期以来对股东利益应该放在首位的看法。

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周一发表声明称，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所有成员，包括员工、客户、投资者和整个社会。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员戴蒙是这一商会组织的主席。

该组织在声明中表示：“虽然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宗旨，但我们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著基本的承诺。美国经济应该能让每个人通过努力工作和创造获得成功，并过上有意义和有尊严的生活。”

181位商界领导人签署了这份声明，包括贝莱德的芬克(Laurence Fink)、纽约梅隆银行的沙尔夫(Charlie Scharf)、高盛、摩根士丹利 、Moelis＆Co等多家华尔街投银的首席执行员。全球首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也在其中。

一些政治家和批评者质疑，是否应当改革“股东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本前提。一些高管还抱怨，对股价和季度业绩的过度关注会妨碍他们从长远角度发展业务的能力。

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没有给出如何将承诺转化为行动的细节，也没有提供实现目标的路线图。许多企业誓言要做好事，但经常拒绝公布数据，让其他人没有机会来独立验证它们是否践行了承诺。而且这样一来，让变幻无常的投资者相信从长远来看转移资源将获得回报的重担，就落在了平均任职期限不超过6年的首席执行员肩上。

“股东至上”理论根植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的心中。1997年，商业圆桌会议在一份概述企业治理原则的文献中欣然接受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后来受到批评，因其导致对短期业绩的过于关注，并助长了高管薪酬的快速成长。去年，美国上市公司开始披露首席执行员与普通员工薪酬的差距。《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员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的平均比率约为280：1。

戴蒙和芬克都写了公开信，称首席执行员应该承担起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大责任，并且时不时地应当在政治争议问题上摆明立场。

芬克今年曾写道：“利益相关者正在推动企业涉足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他们认为政府未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传达出的这一信息与他在2018年的立场相呼应，当时他呼吁首席执行员们为社会作出更积极的贡献。贝莱德管理著近7兆美元的资产。

今年4月，戴蒙呼吁其他首席执行员更多地参与社会事业和公共政策事务。

戴蒙在给股东的一封信中写道：“过去，董事部和顾问建议企业首席执行员们保持低调并远离火线，现在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如果企业和首席执行员不参与公共政策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要想有所进展可能会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