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学校是国民团结的障碍；单一源流学校更能让国民融合在一起，有助于团结。翻开历史，此论述在独立之前已经被提出，1953年时任教育部高级顾问阿米鲁丁巴基就建议只设立国民学校，以英语及马来语作为媒介语，以便各族子弟能够在同一个校园学习及生活，促进国民团结。此后这项建议便成为我国欲落实单元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

后来，1956年拉萨报告书进一步将建议落实单元教育政策列为“最终目标”。在1961年教育法令落实后，出现改制中学即国民型中学，以及以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国中。而华小和淡小也面临被削弱母语教育优势的挑战，至今尤其华社更是因此坚毅地保护华小免于变质的危机。

这就是巫统林茂国会议员凯里引用的历史背景，他说，我国在1957年和1963年就错过落实单一源流学校的良机。凯里说的没错。在我国教育呈愈开放的趋势下，现在要落实单一源流学校政策是很难实现。

然而，“最终目标”依然是我国教育未完的“使命”。2012年时任国阵政府推出的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此“最终目标”仍在，即使政权轮替后，希盟也没有修订蓝图，最近爆发的爪夷文字争议就是一例。 首相马哈迪也同时重提宏愿学校和英语教数理等过去的政策。

“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国民学校作为单一源流学校，意味着华淡小将被取代。但是，国民学校不再如以往般是国民的首选学校，华小因为华语的国际地位提升备受各族青睐，在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下，国内的国际和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不少更是有伊斯兰教育背景，这些现象在在彰显多元教育的优势和备受认同。类似的现象唯有继续往前发展，而不会退后，这反证了凯里的看法，以及落实“最终目标”政策存在的矛盾。

以凯里引用的新加坡为例子，单一源流的国民教育是新加坡政府促进国民团结的其中一个手段，另两大政策则是国民服役及房屋政策。但是新加坡政府后来发现国族同质不容易办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样重要。

民族间的差异其实无损国民团结，继续推行多源流教育反而是强国之本，多元和开放教育制度证明能够培养更多符合全球化趋势的人才，得以塑造更开明及民主意识和具有宏观视野的公民，更有利于国家实现先进国宏愿。换句话说，最适合我国的“最终目标”是落实公平、平等、开放和多元政策，单一思维的政策对塑造国家认同已是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