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依然觉得不可思议，我人生中第一个大奖，怎么会是报告文学奖而不是摄影奖呢（哈）。

说来也荒谬，〈生哥〉其实原本只是我大四上报导文学课的期末作业。当时，因和朋友在台北举办“马来西亚旅台艺术节”，而与Fred Chin生哥相识。初次听他分享故事，我便被他离奇的经历深深吸引，因此一直想要把他荒谬的人生编写成文学。

还记得采访期间，我经常跑到景美看守所，寻着生哥走过的路，想像他是如何坐着一辆黑色轿车，穿过秀朗桥进入这里，再看到极为讽刺的“公正廉明”这4个字。又或者一个人坐在监狱33号房里，看着窗户外唯一一道光慢慢黯淡，想像他被关押的那3年，甚至往后在绿岛的那8年半，愤怒要怎样驾驭，生命要如何坚毅。

坦白说，我难以想像，所以我只能透过不断问细节：每个日期、每个时间点、生哥看过什么书、遇到什么人、心情如何、听到什么声音、为什么而哭、谁写了信给他、饭菜的味道怎样、监狱外的天气又是阴还是阳，然后用文字，慢慢把这段荒谬的历史，重新雕塑出来。

这份报导，我花了超过一个月写出来，原文共2万字。那阵子，我读了数十篇有关白色恐怖时期的文献，翻阅了成功大学的历史刊物，研究了绿岛的生态环境，也在生哥被逮捕的台南胜利路口徘徊了好几次。

然而我的文学造诣有限，资讯又过于庞大复杂，尤其台湾历史对我而言是很陌生的，所以书写的那段日子，真的很痛苦，每天几乎都待在政大中正图书馆底楼，写到凌晨两三点，才上山回到宿舍。甚至写到期末还交不出来，被元辉老师骂，叫我长话短说要不然他不要看。没想到，作业交出去以后，元辉给了我90分，还写了一段话给我，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备受肯定。

我原本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但同学赵安平看了我的文章后，就一直游说我去投稿。可是我没有信心，我曾经拿着20页的稿去《报导者》想要给总编辑，但是在一个个优秀的记者前，我自叹不如，又默默把稿子放进书包不了了之。我曾经在《端传媒》裁员和改为付费制期间，把文章寄给他们，说我不要稿费没关系，我只想要让生哥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看见，最终却又因被要求把报导文学的格式改为新闻报导，觉得工程浩大，而打退堂鼓。

于是这个作品就这样躺在我的硬碟里两年，再也没有被点开。一直到去年，我看到花踪文学奖在征作品，才重新燃起我的斗志，担心这次再不投出去，我就辜负了生哥托付给我的故事。看回自己22岁的文字，仿佛又带我重新复习了生哥的人生一次，而这次读了生哥刚出版的自传，好像也更能深刻体会，他被剥夺12年青春的心情。

从原本的两万字删到一万字，除了是主办单位指定的字数限制，更是24岁的我与文字的一场博弈，我必须如何精简才不至于把细节绞碎，我必须用什么词汇取代冗文，才能为悲剧写诗。

只是我没想过自己会得奖，因为论资历我不如许多文坛前辈，而若要谈对生哥的了解，其实我远远比不过杜晋轩。这是他花了好几年在研究的白色恐怖个案，而他所做的一切与努力，肯定比我还要多，还要深入。所以这个奖项，我想与他们两个人分享。

颁奖礼前一晚午夜12点，我刚好和朋友从吉兰丹深山的原住民村回到吉隆坡，当时大家都满身淤泥，筋疲力尽，不知道我们满腔热血从何而来。还记得经过无止境的油棕园时，其中一友人突然问我，“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想写报导？”

“因为愤怒吧，”我不由自主地说出。

这个世界上每分每秒都在发生荒谬和不公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会愤怒，所以我书写。

#谢谢花踪文学奖的肯定

#能从房慧真手中接过奖杯我这辈子应该不洗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