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没有了马哈迪的领导和土团党的努力，2018年大选就不可能换新政府。笔者认为这是种扭曲事实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马哈迪在国阵旗帜下，在1980年到2002年之间担任了长达22年的首相，并在三四代的马来西亚人中栽下了他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栽植了各民族对立的政治文化和“马来支配权”长远性政策。我国独立了62年，政治精英似乎还不能摆脱马来至上主义和种族对立的梦魇，马哈迪是始作俑者。

李光耀和马哈迪来自于同一个时代的昔日政治人物，都同时错误地应用了查尔斯·默里和理查德·赫恩斯坦所提的钟形曲线分布图理论，认为种族/社会中的智力分布具有等级之分，以论证他们的精英统治手法的正当性，而他们认为统治精英具有特权作出决策，统治比他们智慧劣等的社区群众。马哈迪认为马来人在商业和专业领域能力较低，和遗传基因和文化有关，此理论虽然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还是继续被用作巩固马来精英统治阶级权力和寡头经济的论述。

马来人的在各领域的进步并非由于政府赋予的“特权”，让少数精英分子获得政府的合同或官联公司董事职位，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提高教育水平等普及化政策，让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同胞得以改善生活水平。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城市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平均家庭收入的比例都维持在相当接近的水平，也就是城市马来人家庭收入相等于城市非马来人家庭收入的70%左右。同样的比例也出现在城市化的新加坡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家庭。尽管如此，当大多数马来人过去住在农村地区时，收入差距就扩大了，因此，普及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更有效的教育政策，才是真正提高马来人和其他土著竞争水平的良好施政。

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曾经具有尝试重组社会、消除贫困的崇高使命。尽管如此，它的缺点已经呈现，但在实施新国家经济政策后，设立官联公司和私营化政策，导致了富裕和贫穷的马来西亚人之间的鸿沟扩大，以及新精英阶级的利益冲突破坏了和谐的政治民主制度，其中低下阶层的马来人也不免其难。新国家经济政策下的马来民族主义经济模式，将政府资产和业务私有化，以精英主义者的方式培养了朋党、裙带关系和贪腐的政经文化。在众多尚未公开的丑闻中，1MDB丑闻只是冰山一角。即使在希盟政府接管政府后，许多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恶政不但完好无损，群众甚至意识到有变本加厉的趋向。

优惠扶弱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必须基于个别人士需求而定的政策，但如果是基于种族分配利益，那就是无形的种族隔离。扶弱政策从来就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阐明的那样，扶弱政策应该不分肤色协助所有贫穷的美国人。多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将种族固打违宪，而任何人的学术资格和工作效率必须超越种族和肤色。这意味着除了弱势的少数民族外，处于逆境的美国白人也从扶弱政策中受益。

非洲裔美国学者奥兰多-帕特森最近结论，扶弱政策在录取大学生时，“促成了多元化专业精英群”，并且“与反歧视法律相结合，它直接促进了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中产阶级的形成“。尽管如此，非种族性的劳工法令、反歧视法、、职业技术教育的提升、创造就业机会、增强社会保障和提高普及化的可负担房子，这对任何社区的经济地位方发展更为有效。

据说，马哈迪在新加坡作为一名医学生时，个人曾经遭受不愉快的种族歧视。但是，个人自己被种族歧视的不愉快经历，并不能证明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和体制是正确的。我国高度种族性政经体制是由马哈迪一手裁制的，他一而再的明确表示其使命是“拯救马来人和巫统”。希盟领袖装聋作哑的忽视他的由衷之言，在509大选胜利以来，他在许多决策上作了U转弯，人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希盟就像是一辆由三匹马向前拉的马车，一辆老战马却不断的作出U转，土团党与其他希盟成员党之间相左的价值观，不仅摧毁了希盟的公信度和生存率，而且也摧毁了刚成型的两线制民主，在难以分辨希盟和国阵施政的差异，把目前大马政治局势形容为“无线制“或许更加传神。

创造新马来西亚的实际威胁在于单一种族至上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未能团结国民或创造新的马来西亚，反而制造了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具有分裂国民的潜在危机。更有趣的是：一些马来人认为自己是“东方的英格兰人”，他们在马来西亚联邦统治着各民族，具有类似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优越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大不列颠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大不列颠近瓦解是因为赞成脱欧者，大部分为英格兰民族主义者，也造成了相互独立的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的抬头。

单一强势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导致脱欧和大不列颠的瓦解，可成为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可鉴的“前车“。单一种族主导的马来民族主义其实是威胁马来西亚联合邦团结的主因，因为相互对立华裔、印裔、沙巴和砂拉越民族主义将会崛起，并消弱了国家民族和区域的向心力。既然分裂马来西亚人的罪魁祸首是马来至上主义，唯一解决方案是提倡多元主义、泛马来西亚人民族主义的共同信念，让所有马来西亚人具有平等地位，那么国家独立才真正具有意义。

（马来至上主义：写在第62周年国庆日前夕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