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宏愿，这个词是由已故诺丁苏比（Nordin Sopiee）和鲁斯旦沙尼（Rustam Sani）所创造的。

前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博士，后者拥有同样学位但毕业于耶鲁大学。两人都是很有思想的人，可惜大马太早失去他们。

他们在1990年创造了2020年宏愿，当时只有一个愿景──为大马的未来提供一个“完美”的愿景。不论党派，所有大马人都将拥抱它。无论是马华还是行动党，都对这个愿景持有不同观点；正如时任首相马哈迪在大马人商业理事会上致辞时所表达的那样。

在目标列表中，有一项是国内生产总值每年达到7.5%增长，每10年增加一倍。1990年至2000年期间，大马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翻倍，更别说明年要达到3倍增长。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宏愿要推迟到2025年的原因，这全都归咎于前首相纳吉的盗贼统治，让大马债台高筑，冲破2900亿的上限并持续上升。

无论“海啸”如何导致巫统和国阵失去政权，旧政府的势力仍然很强。它需要的是希望联盟的所有政党来共同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公民社会组织的深层联系，甚至是与大马紧密相连的海外大马人，无论他们在香港、河内或汉诺威。

以足球员林长金为例。他本可以，永远地，为拜仁慕尼黑效力。但出生在马六甲的林长金回到大马，率先推动大马青年足球的发展。为什么林长金这样的人会回流？答案就是“大马”。为国家服务的感觉就像回到家里。

当像我这样的人期望希盟败走金马伦和士毛月补选时，我们这么做是出于摆正国家的心态。

例如，区块链技术不仅仅是如国家银行禁止的比特币或以太币等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大马越来越倾向日本，其实大马更应该“向东学习”的──是日益重要的中国和韩国。

所有出口，无论是燕窝或教育文凭或甚至是马来文或爪夷书法，都可以通过输入一系列的字母通过区块链输出和认证。当世界已经转向5G时，大马仍然停留在4G思维模式；我们是否想把所有信心都放在华为或其他人身上。

重点很简单──除非汇集来自各种肤色和背景的策略家的想法，否则国家就不会成长。作为土团党的政策策略家，我的工作是提供关于指导国家前进的关键和残酷事实。

曾经帮我成立EMIR研究中心的7名学者，而我也是该中心的创办人，可以把2018年的大选成绩做出正确的分析，也可以预测2023年的大选成绩，甚至在之后的大选中，再次做出正确的总结。隐私和排他性让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有一天，历史会承认他们是有远见的人。

有无数其他大马人加入净选盟运动1.0至5.0以对抗巫统和伊斯兰党。没有领袖可以单独做到这一点。从1998年或1970年推行的国家经济政策，全都是团队努力的结果。甚至更早，当已故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和辛班登到伦敦为独立奠定基础。甚至连李光耀，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大马之前，都发挥了其作用。

当领袖没有做到这三件事情时，希盟就会陷入困境──无视策略家通过与各利益相关者和研究所制定的宣言；由前瞻性思想家组成的国会特别委员会没有听取主席理事会的意见。最后就是，有些人故意不出席会议，无论是联盟或党内会议。

19世纪德国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认为，所有策略家都会发现，德国称之为“策略”的东西，在英语就会变成冲突或“摩擦”。其中一个“摩擦”是当高或中阶管理层没有充分听取意见导致策略难以施展。因此，策略将会变成纸上谈兵并面对巨大的阻力，即使已经得到“可以落实”的保证。

土团党和行动党也有相同的问题。刘镇东，该党的最高策略家，清楚表明2018年的大选中投国阵和巫统出现20%的“摇摆”。但他最终承认，这些选票不是因为他们爱上希盟，而是他们厌烦了前朝政府的“第一夫妇”。

土团党是一个似乎想要让大马前进的政党，在言论自由、思想主张、新宣言和坚实的“2025年宏愿”上。但土团党最高领袖去严惩那些陷入低谷的人是不正确的。当来自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预见亚洲金融危机时，他并没有被视为骗子。当印度央行行长帕特尔（Urjit Patel）在去年12月被总理莫迪撤职时，他安静地离职。

大马的佐摩教授警告说，大马将面临不利的冲击。财政部长林冠英也同样警告说，对希盟的支持率已有所减少；还有公正党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

因此，通过说出真相来纠正事情是有其必要性的；尽管这番话必须向政府内部的当权者说。总之，这是为了大马，特别是当我们在今天欢庆独立的时候。

许多人开始就这个国家的方向提出严峻的问题，这一现象显示很多人不太接受希盟试图创造的“新大马”。我已经说出很多人心中想说的话。最后希望大家不会怪我多言。

策略家是提早作出警示的人。如果我们在对抗所有政治科学家之前就把事情做好，我们就会再次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方式在数字和方法上都是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