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戴维坐在倒下的椰树上说话。我们一起吃我带来的魔鬼糖，两个人的舌头都变成了墨绿色。戴维在小树林里显得放松多了。她兴致很高，热情，不停地说话，仿佛也更加坚不可摧。

“等我来那个了，我的爸爸妈妈会开一个party。到时候我要叫你来。”戴维说。

“好害羞啊。我才不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来那个呢。”我说。

我想像着戴维装扮得像个新娘那样漂亮、华丽。母亲带我参加过几次印度人的婚礼，那些新娘都穿着鲜艳亮丽的纱丽，披着柔软的丝质头纱，雍容华贵地端坐在人群中，垂眉低目，眼睫毛又黑又长。

戴维他们的仪式总是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华丽、生猛的信仰和他们在丫曳镇的匮乏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那些在我看来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竟然和我们的四大金刚如此相似！），充满欲望气息的神灵，只不过是大人们构筑的又一个神秘、充满警戒性和禁忌的世界，尽管它确实无比可怕。不要评论神灵的长相。别指月亮。别出声。他们这样告诫我们。

“我们的party很大，全部人都可以来。”戴维继续说道。

“为什么要那么多人？”我问。

“这样大家就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戴维说。

“那你长大了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要当老师。”我说。

天黑时，我从树林中走出去，回到那个路旁矗立着街灯，拥挤、热闹的明亮世界。小树林被远远地抛在了那个幽微世界的尽头。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向它。它是如此地荒凉。我仿佛结束了又一场不为人知的冒险，回到了我所熟知的带点残酷意味的空间。在这里，我的戴维看起来是多么地孤独、敏感和脆弱。我感觉自己和戴维一样敏感和脆弱。我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如此忧伤。

在学校时，我没有主动告诉人我去小树林的事情。戴维说了。我没有阻止她，也没有否认。我表现得不怎么在意，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和戴维是好朋友。那时候我们只邀请亲密的朋友来我们的家做客，或者是只去我们喜欢和在乎的人的家里玩。戴维只是我在学校里的其中一个女同学或者关系有点要好的朋友，不过我们并不会单独在一起。我们总是和慧燕在一起，三个人一起去食堂，一起上卫生间，放学后一起去校门口的阿诺叔叔的零食铺买换衣纸娃娃。

戴维只不过是因为在我们的家当小保姆，所以我才去她的家看看。我才不希望慧燕或其他的那些好朋友嫉妒呢，我这样欺骗自己。

我被发现头发里藏了无数只虱子。母亲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神情。父亲让我蹲在垃圾箱旁，用一把红色的篦子为我梳头。他仿佛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毒辣的阳光和篦子使我的头和后颈有刺痛的感觉。然后父亲让我安静地待在那里晒太阳。

我照做了。我幻想此刻我头发里的所有虱子像哈梅林小镇的那些老鼠一样，在花衣魔笛人的笛声中四处逃窜。当我这样想时，我的头皮果然又疼又痒。热天气和刺痛感使我越来越失去耐心。我感觉自己被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在被狠狠地惩罚。我被突然浮现的耻辱感灼伤，面红耳赤。

妹妹摇摇晃晃地走来，想捡起地上的头发。父亲跑上前阻止她。

“别再去印度村玩了！”父亲说。

我们后来离开丫曳镇，搬到了十三公里以外的乌拉港。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在乌拉港买了一座新房子。那是一栋双层店屋，比原来的房子宽敞多了，而且对面还有一个游乐场和体育馆。一家刚从北方搬到丫曳镇的印度人租下了我们在阳光花园的旧房子。丰腴的女主人在房子外面的那一小片空地上种了一棵木瓜树和几株咖喱树。咖喱叶的味道弥漫在院子里。那是父亲和母亲一起买的小平房，是他们当时唯一的产业。我们在丫曳镇的主街的那所房子是从章先生那儿租来的。

高中毕业后，在还没有离开乌拉港到城里上大学时，我顺利考获了驾照。为了让我有机会操练我的驾驶技术，父亲叫我开他的车载他回丫曳镇收房租。这么多年来，他还是坚持亲自上门收房租。我想这是因为他很享受当地主或包租公的感觉，尽管他的那个租户经常无法按时缴房租。

“这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啊。”当父亲听到苏库玛兰先生这样说时，他也会频频点头。但是，当他回到家后，他一定会对着母亲抱怨，甚至咒骂起苏库玛兰先生和那些他并不真正认识的印度人来。

“印度人就是这样爱撒谎！”

“永远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你没听过吗？如果一个地方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东西不见了，一定是那个印度人偷的！他们就是小偷！”父亲恨恨地说，却又显得那么认真和相信自己说的话。

我们经过丫曳镇的主街。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原以为丫曳镇会变得跟乌拉港一样，至少有一个新建的公交站或新开的快餐店。乌拉港都已经有麦当劳和必胜客了。那些店铺还在原来的位置，咖啡馆、西餐厅、加油站、照相馆、水果摊、杂货铺以及镇上唯一的书店。不过路边倒是多了几个摊贩，他们卖冰饮、槟榔和花环、点心，还有报纸和彩票。连杂货铺摆放在门口的水桶、洗脸盆、拖把、油毡桌布、塑料椅子以及挂在天花板上的书包还是在一样的地方，仿佛这些年来根本就没有人去触碰它们。那些曾经险些掉下来砸到我脑袋的书包！

“买点普度玛央吧，很久没吃了。”经过淡米尔小学时，父亲提议道。

我走下车。戴维也在那里。她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腾出一只手来按响系在摩托车上的小喇叭，试图逗男孩笑。戴维的爸爸正在从铁桶里夹起柔软的普度玛央。

“叫aunty，叫aunty。”戴维轻轻捏了捏男孩的脸颊笑着说。

男孩睁着惊恐的大眼睛望着我。他的皮肤比戴维的白皙多了，额头上贴了一颗黑色的吉祥痣。

“他还不会讲话，不过他有时会听懂我说的啦。”戴维充满爱怜地看着男孩。

“哇，你的儿子听得懂华语呀？”我问。

“一点点罢了。”戴维笑着说，“以后他去育智华小就会听懂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