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香港“反送中”风波届满三个月，尽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惟抗议势头丝毫未减，反而越演越激烈，而抗议暴力持续升级。

今次事件可谓97年香港回归后，大中华区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当地的紧张局势引起全球华人的密切关注之余，也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过去的三个月，相信上述事件已成为在茶餐室、车站，甚至在朋友聚会上离不开的热议话题。我甚至目睹一名已届耄耋之年的阿嬷一边看着香港警民对峙的片段，一边摇头长叹。

身为国际新闻记者的我，关注香港时局与事态发展似乎已占了我工作与生活的一大部分。然而，它却成了我最不愿评论的一个议题。

因《逃犯条例》修订建立触发的示威浪潮，成为我入职以来跟进了最长时间的新闻。也因如此，一些亲友与我聚会时，都会向我抛出一些问题，不外乎是“香港民众的反应为何那么激烈”、“香港到底在乱什么”等，而在我陈述事件经过后，他们一般都会追问，“你是支持哪一方、站在哪一方的？”

当我谈及支持民众上街表达不满，也不相信外部势力在幕后操纵港人的说法时，一些友人听了似乎面色不悦，有长辈还把我训斥了一番。更甚的是，我在某中文报章的脸书发表上述评论后，一些网民还帮我冠上“慕洋犬”、“汉奸走狗”的称号，甚至把我的祖宗十八代给问候了一番。

最夸张的是，我还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怒骂我们刊登有关黄之锋的新闻，责问我是否与他为伍……

大学时期，犹记得一位教授给甫入学的我们抛出了一道问题：大马倾向亲美或亲中？当时同学们的回应自然是在两者间选其一，支持亲美的同学认为中国不会和平崛起所以向美国靠拢，而支持亲中的则认为出于经贸需要。这是这名教授反问道：“为何不能两者皆是？又或皆非呢？”教室随即陷入一片寂静。 他进一步说：“论政无对错之分，但今后你们阐述自己的想法后，切记为自己设底线，这就是你们的立场；更重要的是，政治议题宜理性讨论，更要尊重对方的观点，切勿掉入选边站的陷阱。”

回到反送中议题，我确实认为民众有权向当权者表达不满，但拒绝暴力行径，包括反对将国旗抛下海的举动；我倾向要求警方保持克制，毕竟警方（持有武器）属较强的一方，更应避免向民众动武，但我认为若示威者一再向警方挑衅和冲击底线的话，那么警方就可适当执法；再来就是民众有权选择罢工或罢课，这本来就是公民社会的家常便饭，但个人自由与选择不能凌驾于他人意愿之上，如干扰地铁运作迫使他人无法上班。这纯属自私行为，而非民主。

然而，如今人们在香港课题上的立场已变得异常对立，包容异见基本荡然无存，更甭谈理性讨论。必须在此强调的是，像黄之锋这样具争议性人物，即使报道有关他的新闻，这不代表本报认同他的观点，而是让读者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和诉求，再进行理性讨论或批判，而不是非理性的辱骂和人身攻击。

即便大马和香港在民主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我们均属民主社会。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接受民主带来分裂、却在同一时间能够包容异己的事实。在水军充斥社交网络的时代，缺乏批判性和独立思考只会让人盲从，稍有不慎就会沦为所谓的“中华胶”和“慕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