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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6 07:00:00  2121420
【第十五届花踪报告文学评审奖】〈生哥〉
焦点



景美看守所(现改为景美人权园区)内的“公正廉明”标语墙。






◎编剧

“陈同学,别担心,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学校。”

秀朗桥上,一辆黑色轿车正驶往景美一栋建筑物,里头坐了几个面无表情的中年男子,和一位二十出头的少年, 他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但此言一出,激动得立马抬头望出窗外,期待回到一切恶梦的原点。然而,摆在眼前的并不是成功大学的校碑,而是4个由右至左的红色大字“公正廉明”。

尽管中文造诣不怎么好,少年还是想起了小时候曾看过的古装剧 《包青天》,里头的衙门就刻着这4个大字。他由衷地相信,这里会像神探剧里的情节一样还他公正廉明。

但他太天真了,他即将上演的不过是一出无人知晓的荒谬剧。还来不及环顾四周,少年就被带进一间只有两只手臂举起之宽的房间里, 而迎接他的又是另一批素未谋面的男子。他们集体打量眼前这蓬头垢面、指缝间还残留着血迹的少年, 让他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和为他的伤口抹上碘后,便不发一语地离去。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却什么动静也没有,少年就一直盼,随便一个人告诉他办理回成大的手续处理得怎样了,可那件事却变质了。两个礼拜后,陌生男子又回到那间房,似乎终于讨论好要如何与少年玩一场真心话大冒险。

“陈钦生同学是吗?你想回去吗?”

“想。”

“那你要配合我们,可以吗?”

“可以。”

“我们要你写下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的所有求学过程,包括你做过什么、见过谁、参加过什么活动,可以吗?”

随后他们递上纸和笔,让陈钦生把真心话写下。他照做了。但内容并不使他们满意,还质问他是否遗漏了什么重要事情。陈钦生百思不解,这是他的人生,怎么会有遗漏?可为了自保,他只能继续沿着海马回,绞尽脑汁地试图把那些还未形成长期记忆的芝麻小事给搜寻出来。然而无论他输入了多少关键字,脑里显示的查获结果都是纸上已经写好的那些。

“好吧我们就直说了,你就随便编个故事说你是共产党吧!”

共产党?自从在台南市胜利路的巷子口听信一群来历不明的男子,并被载到台北见他们口中的“远方亲戚”后,陈钦生什么鬼屁亲戚都没见着,反倒被软禁在一个看似已闲置许久的日式平房内将近5个礼拜。

当时,有3人轮流看守他,每天都像现在一样,给他一支笔和一叠纸,要他把做过的事,仔细地写出来。

但陈钦生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两三天都写不出一个字,结果一连几天不被允许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尝尝“疲劳审问” 的滋味。他们甚至利用大头针刺戳他指甲与指肉间的缝隙,待血干了以后再刺、刺完以后再用筷子夹手指。甚至将他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反吊身体,不断灌入盐巴水,直到这些咽不下的水,顺着耳鼻眼慢慢流出为止。而如今,同样的桥段再次上演,不是编剧出身的陈钦生眼巴巴地望着这群长得也不太像导演的男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只是个来台求学的马来西亚侨生。你们把我骗来台北,说我涉及什么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我不承认,你们把我逼供得那么惨,后来李敖承认是他们做的,你们才说冤枉我,要把我送回成大,为什么现在又把我送来这个地方?还说我是共产党?”

那是民国6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为了与苏联对抗,决定与当时和苏联交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使得中华民国被迫戴上绿帽,让全世界审判它与美国的婚姻关系是否会宣告破裂。有人因此猜想,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兴许是为了报复美国这个负心汉,而在台南美国新闻处自导自演一出爆炸案,想向后者下马威。

陈钦生因从小受英式教育,来到台湾不谙国语也对它感到排斥,所以常耗在台南美国新闻处翻看英文书,没想到却成了其中一只代罪羔羊。

不过,在那间日式平房写下自白书时,陈钦生对自己炸毁了台南美国新闻处根本毫无头绪,于是忍不住脱口问了一句“我是怎样取得炸弹的?”

没想到对方竟回答:“你从吉隆坡坐飞机来台湾时不是会先经过香港吗?你就写你在香港饭店留宿的那一晚,有个神秘人士交给你一个包裹,你把它带到台湾后,发现里面是两个计时炸弹。”

但机场关卡那么严格,连螺丝都会被侦测出,又怎样携带炸弹来台呢?结果经两方辩论之后,陈钦生最终被迫以“化工系的学生都会在实验室里学做炸弹”编完这份被堪称“完美无缺”的自白书。而今他又被困在一个新的无底洞,莫须有的罪名越编越离谱。

“哎呀,陈同学你别傻了,我们中华民国调查局怎么可能承认错误?你忍着点吧,我们抓你一个,可以领20万奖金,再加上伟大领袖蒋总统说‘宁可错杀一百,也不可放走一个’,你说,我们可能把你放回去吗?”

“可我不是你们中华民国的人,我是马来西亚侨生啊!”

“你是谁这都不重要啦,你只要乖乖按照我们所说的去编故事就好了。”只见他们随手拿出一份资料夹,打开一看全是陈钦生密密麻麻的人生:

1949年2月27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祖籍广东省梅县、家中有8个兄弟姊妹、1959年毕业于崇德小学、1966年从三德中学毕业后,1967年到台湾台北市芦洲读侨大先修班,隔年则考进台南成功大学化学工业系……随后他们关起档案夹,再次发挥超群的编剧能力,开口便说:“嗯,就写你在马来西亚读的崇德小学副校长梁汉珊是共产党党员,你从小学至中学都受过他的训练,3年前被他送来台湾当匪谍,处心积虑许久就是要颠覆中华民国政权。”

匪谍?陈钦生再次努力回想那遥远的小学时期,但他什么印象也没有。他唯一能思考的是,当时专门设立来对付马共的马来西亚内安法令(ISA)那么严谨,又怎么会轻易让一个有共产背景的人担任小学副校长?但事实证明他想多了。因为伟大的中华民国绝对有本事让副校长在一天内变成共产党,就像他们现在把他变成共产党一样。

“呐!我们可没时间和你一直在这边耗!你赶快写一写,我们和上头交差了,就放你走!”语毕,另一位警察再取出一张写好的自白书丢在桌上,让陈钦生照抄。可这下却不得了了。一看纸上写的是他小学同学陈水祥的名字,陈钦生立马错愕得说不出话。

事实上,两人就读的崇德小学,是陈钦生的父亲陈权荣创办的。然而碍于无暇管理校务,陈权荣在就任校长一年后,便把职位让给了朋友陈一谋接手,而他的义子陈水祥便因此转校进来,成了陈钦生的同学。结果,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上天的戏弄,两人的命运自那刻起便暗自缠绕在一块儿,从此无法切割。

小学毕业后,两人因选择了不一样的中学,而渐渐失去联络。直到陈钦生来到台湾,某天于外租的房内接获一通来自台中的电话后,才得知陈水祥比自己更早一年到台生活,且已在台中中兴大学就读一年级。

尽管缘分让这两位异乡人再次产生关联,但他们也仅见过一次面,而那次分离之后,两人应该万万没想到下次重逢就是在监狱了。

此时,陈钦生既愤怒又悲伤,他一边看着陈水祥的字迹,一边写下自白书,终于顿悟自己在演的是卡夫卡小说《审判》里的K。

这出剧要演到何时?陈钦生完全没头绪。在抄完自白书后,他便被警察带往别处。沿途中,一座诡异的水池突然吸引他的目光,仔细一看,喷水口上坐了一尊外观像羊、尾巴像蜗牛、头上顶着红色独角的雕像,身边有个葫芦,池水中还可隐约看见一条鲤鱼。但还来不及端详其中的含意,他便进入了眼前那栋仁爱楼。


◎第一法庭

在仁爱楼关押后的几天,警方很快就告诉陈钦生,他们将依据他的自白书以“二条一”起诉。他不知道“二条一”是什么,但没过多久,一名叫李世杰的人便为他解答了一切。

此人自称是中华民国调查局副处长,因与蒋公政权斗争失败,而被关进此楼等待审判,眼看陈钦生对“二条一”无感,于是好心告诉他这是“唯一死刑”,还主动为他写答辩书,并教他如何向审判官求情。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被抓包。两个礼拜后,李世杰被调走,被换进来的是中华民国调查局局长蒋海容。

与李世杰的反应不同,蒋海容一见陈钦生的判决书,立马跪下来道歉,“我对不起你们这些人啊!那个《惩治叛乱条例》就是我和李世杰共同起的稿,没想到我们现在也深受其害!” 前阵子还以为遇到贵人的陈钦生,此时像被浇了一桶冷水一样,忍不住破口大骂对方 “自作孽不可活”!

但荒谬的事情可不只一个。

在民国66年以前,蒋中正普遍对外宣扬台湾没有政治犯,所以一切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有人暗中将名单传出去后,专门处置政治犯的“第一法庭”才正式诞生。陈钦生被判刑时为民国60年,虽然当时还是秘密审判,可吊诡的是,判决书上写的审理庭却也叫“第一法庭”,仿佛他的命运被错置在不对的时空一样。

此时,站在审理庭内的他,脑袋早已呈现当机状态,但潜意识告诉他,再不抵抗,命就没了。

“法官大人,我是冤枉的!我是马来西亚侨生,不是你们中华民国的人啊!”尽管这招辩护方式屡试无效,陈钦生依然愿意给中华民国一个承认错误的机会,希望他们能还自己公正廉明。

“你皮肤什么颜色?黄色。你身上流着什么血?中国人的血。你祖籍哪里?广东梅县。所以你是中国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有资格审判你!”审判官于是准备按照调查局所编好的剧本审理此案。

“证据呢?”陈钦生仍不愿屈服。

中华民国当然没有证据,但制作伪证根本小事一桩。为了满足陈钦生,法庭于是休庭一周,特地派人南下“搜证”,并经多名同学签名“作证”后,将他的罪名改为“向同学进行为匪宣传,声称匪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达”,判处徒刑12年,禠夺公权5年。

12年?陈钦生再也没听过那么恐怖的数字了,如今他的求生意志就像癌症末期的病人一样,主动要求审判官,不如判自己死刑。

只不过陈钦生似乎不被上帝喜爱也遭死神唾弃,所以在刑求中曾轻生3次却失败的他,这次依然成为冥界的过客。


◎黑色的33号房

如果说这世上的空气能用颜色辨别氛围,那民国60年的台湾是白色的,而景美看守所的押区则是灰色的。虽然这里的环境,每分每秒都让人窒息,但至少每间房仍配有两种换气方式,一是大门,二是靠送饭的洞口。

大门一般会在放封时段开启,让各房受难人轮流离开房间片刻,到唯一能看见蓝天的放封区晒太阳和透口气。只是,这种待遇并非天天都能享用,所以大部分时间,受难者只能仰赖墙脚下的洞口与外界连接,比如看着警察的皮鞋经过,或是目睹今天的午餐又如何被踢翻。

不过,要暂离此地也不是没办法。若是“幸运”,有些受难者便会被监狱官选为内役,服务难友,要不就充当外役,到各部门协助行政工作,或是到洗衣部帮忙洗洗床单和军官制服等,赚取微薄零钱。

陈钦生入狱后,很“幸运”地立马被监狱官相中,希望他能到办公室里当外役,专门检查信件。然而吞了一肚子冤气的他,又怎会愿意为毁了他大好青春的刽子手服务呢?因此他誓言沉默一辈子,像个被世界放弃的孩子一样,与世隔绝。

但陈钦生错了。

他的女友并没放弃他。在陈钦生失踪当天,她便走遍台南,寻找他的下落。而在知道男友被捕后,她还连同身为成大教授的父亲,到处去联名要大家证明他的清白。只不过,联名起诉在那个时代还派不上用场。

他的家人也没放弃他。虽然在与陈钦生失联后,母亲曾到处烧香拜佛,为了请官员帮忙被骗了很多钱,还一度绝望地为儿子设好灵位。 但在接获噩耗后,他们第一时间准备了很多资料,交给国际特赦组织和中华民国参考,想尽各种办法要证明这个儿子是无辜的,但中华民国政府坚决不采信。

马来西亚更没放弃他。就在陈钦生与另两名大马侨生陈水祥和蔡胜添因同个案件被捕后,马来西亚驻台大使副领事官曾要求接见在台被关押的这3人。只不过除了陈钦生,其他两人都见着了。

那年,正好是台马断交的尴尬期,马来西亚驻台大使撤馆后途经香港,只能召开记者会痛哭,指责自己作为大马政府代表,却无法保护在台生活的大马子民。然而不论美国施压多少次,国际组织频频抨击这件事,被联合国遗弃的中华民国,说不放人就是不放。

我想,这种种努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应该就是让陈钦生免受死刑了。可惜,当时的他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的视界只剩墙角下那送饭的洞口。

放眼望去,唯一没办法换气的33号房,里面的空气已经黑得快发霉。陈钦生4个军事犯坐在这又窄又小的空间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知道刚刚监狱官报了让32号房的受难者出来放封,这次为什么又跳过他们,直接喊了34号房?

就这样反反复复过了一年半,陈钦生终于被批准换气,地点是绿岛。


◎林投树

距离台东东方约33公里的太平洋上,有个身体呈不等边四角形的岛屿,周围都被林投树给包围。民国61年3月,台风凄厉地在海上咆哮,岛上的林投树似听见呼唤,在风中婀娜多姿地摇曳着身体,为那艘刚抵达的军舰准备欢迎礼。然里头的人已在呕吐物中浸泡了三天两夜,他们那快一年未见天日的皮肤,就像白蟑螂一样,虽有顽强的生命力却都丧失了血色。此时,陈钦生与其他150名政治犯,以10人为一单位被铁链连成一串,带着晕厥的脑袋瓜,准备把宝贵的青春投资到这座岛上。

这座岛叫“火烧岛”,也称作为“绿岛”,它是个只有16平方公里、人口大约四千的小岛屿。在民国40年,就有上千名政治犯曾被送往此岛东北边的“新生训导处”,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动与思想改造集中营。在这里,政治犯被称作为“新生”,绿岛人民却叫他们“白蟑螂”,因为初次与他们邂逅,这群人的皮肤都是白白黄黄的、看起来营养不良。

陈钦生上岸的那个年代,新生训导处已经解散了。原先被关在此处的政治犯自民国54年起,都移到台东泰源监狱。直到民国59年2月8日发生武装台独行动──泰源事件后,政府便在隔年于原先的新生训导处西侧,赶建高墙式监狱,取名“绿洲山庄”,再将收容在泰源监狱里的政治犯和这些刚从基隆赶来的新一批白蟑螂移至此处。

虽然乍听之下,“绿洲山庄”有点惬意,但实际上却比“新生训导处”更像监狱,管理方式更为严格,每间牢房大概只有4坪左右大小,塞了10个人,却全数禁止攀谈;放封时间也非常吝啬,每个政治犯平均一天只能放封两次,每次只有10分钟,且房门和景美看守所一样,几乎长时间都得锁着,唯独那被选出来当内役的政治犯得以和班长沟通。

陈钦生入住的4区6房是离海最近的地方,由于上岸前被狂风巨浪拍打得神智不清,上岸后来不及欣赏绿岛的外观便被关在此处,所以往后八至九年间,他对绿岛的想像仅止于咸咸的海水味和窗外那群坚韧不摧的林投树。

这晚,陈钦生又沉浸在同一个梦境里。那是民国60年3月3日,成大的阳光正暖,他刚从校园走到台南市胜利路的巷子口,准备与女友共进晚餐,便被一个陌生人拦住。

接着,梦便止住了,脸上的汗水早已倾泄一地,手上那封女友寄来的慰问信被他反反复复地看了很多遍,已经皱巴巴了。为了安抚自己,他忍不住唱起了那首〈绿岛小夜曲〉,好像唱着唱着,就会有勇气再次入眠。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啊摇

姑娘呀 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啊飘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

姑娘哟 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可最终选择默默无语的却是陈钦生。民国64年,蒋介石去世,传说要大赦,有些政治犯或能减刑,但凡参加共产党或判“二条一”的,都没份儿。在确定自己无法减刑后,因不想耽搁一个女孩的大好前途,陈钦生于是寄下最后一封信,告诉远在台南的女友,别再苦等情郎。

据说在台湾的乡野故事里,“林投”代表了“女人苦命”,仿佛那登上绿岛的男人注定将与爱人分离。




◎外役

“为何偏偏是我?”每天早上醒来,陈钦生都问自己同一道问题,但今天一如既往,无人能解答。房里的人都放封去了,他孤身一人,拿起身边一块布,将一个塑胶碗包起,当作塞子,堵住蹲式马桶排水口,并用脚不断踩压冲水器,待水积蓄后,再拿脸盆装水,勉勉强强洗了个澡,却一点也不快活,心里冒着的火过了三四年仍没浇熄。

由于监狱内禁止交谈,陈钦生满腔怨念无处排放,身体只能每况愈下,再加上他不愿放封,所以日子久了,自然变得孤僻。

但其实也并非无人劝过他积极点,只是他无法相信任何人。直到某天他不慎晕倒后,前辈们的话才在潜意识中被重新唤起,而所有扭曲的心态竟在那一瞬间都被摆正了。于是他不再自甘堕落,决定养好身子,出来当外役。

一开始,他选择到图书馆服役,这里有张床,是整个绿洲山庄唯一能独处、又有床睡觉的地方。里头有将近一万本藏书,虽然都是一 些八股的书,比如《国父思想》和《三民主义》等,但连自白书都写不好的陈钦生,就这样花了一年半载,把自己沉浸在文字里,恶补了大学时期那永远无法及格的国文科 。

而在将最后一本书放回书架后,陈钦生被调到了洗衣部和福利社, 但工作枯燥乏味让他受不了,于是被前辈带进了厨房,从洗菜、切菜到煮菜,慢慢熬出一手好菜,甚至要办一个百人饭局也都难不倒他。

或许是汗水淡化了人生的无奈,当外役后的陈钦生,积极正面多了,但一旦有人问起案情,他还是避而不谈,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使得他被迫重温那早已被封箱的噩梦。

“你怎么在这里!我被你害得好惨啊!”某天服役结束后,陈钦生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那位出卖他的陈水祥,心想他们到底是如何错过彼此,才会事隔5年才在绿岛重逢。但作为同乡,两人再见面却不拥抱也不寒暄,而是翻起了过往的旧账。

“哎呀,我也没料到会这样啊!”

“你到底为什么要设计我,我根本是无辜的啊!”

“我没有设计你,我会报出你的名字是因为我以为只要你能证明我们的小学副校长不是共产党,那我就清白了,可是我笨,所以才被他们利用了!”

“你……真的没有刻意要害我吗?”

“我为什么要害你啊朋友!我过得也很惨啊,当年我被调查局的人剥光衣服要求坐在冰块上,直到皮肤和冰黏在一块儿,那种痛苦我也不是没承受过啊!”

也是,现在去纠结当年的真相又有何用?陈钦生在听了陈水祥的辩解后,决定暂时释怀,毕竟造化弄人,让他困在此处的搞不好真的不是陈水祥。

渐渐地,陈钦生不再刻意回想自己因何被困在此处,而是一点一滴地将自己沉浸在工作内,让时间与汗水为他那一直无法结痂的伤口麻醉。

◎母亲你在何方

民国62年10月,4区6房外的枝枒被绘上了五彩缤纷的色彩, 有些黄得如金、有些红得如火、还有些绿得如玉,大自然的颜色全混在一块儿,准备在冬日来临前肆无忌惮的跳一场舞。

突然,一阵秋风沙沙作响,叶子瞬间被吹落满地,躺在地上一蹶不振。陈钦生望着窗外这短暂的演出,默默捡起溜进房里的那片,心中许了个愿,他不知若将思念交付于它,秋风是否愿为他传递?

于是,他情不自禁唱起那首〈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秋风那吹得枫叶乱飘荡

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

母亲呀我要问你

天涯茫茫你在何方

然而他当然知道,母亲在相隔他三千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国度,只是要分隔12年,需要母亲时,他又能从何得到安慰? 唱完之后,他将叶子往窗外一放,看着它回到秋风的怀抱,然后悄然地消失在眼前。

此时,陈钦生的母亲廖焕娣似感受到儿子的呼唤,正打算孑然一身来台,去寻找被囚禁在绿岛的孤鸟。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尤其要见一个“共产党”儿子,更不会是件容易感动中华民国的事,所以那封寄到监狱里的探亲通知信,也就这样被销毁了。而因身分背景不明,多次透过大马领事馆向台湾请求协助的廖焕娣,更三番四次被拒于门外,直到中华民国政府证实她是普通妇人后,才批准她持母子证明书办理。

于是,廖焕娣在隔了几年后,终于成功飞往台湾,并乘渔船往绿岛前去。

“我想见我儿子陈钦生。”刚上岸的廖焕娣,没人递来旅游地图。她虽千里寻子,却更像只迷失的母鸟,不知儿子究竟在何方,甚至去到监狱,还被看守员告知“查无此人”。

无奈之下,廖焕娣只好折返台北,日日在植物园打发时间,盘算着要就此放弃,还是再到绿岛重找一番,却始终理不出头绪。结果,她悲凉的遭遇,被中华民国当笑话,老天爷却看在眼里,派了一位退休将军为她指点迷津,她才知道自己跑错监狱,隔天一早,再度登上绿岛,与儿子重逢在即。

“陈钦生!有人来看你!快出来!”就在绿洲山庄接获通知以后,班长走到4区6房,一开门便如此大喊,但陈钦生只是愣在原地,毫无头绪,他在台湾这座岛上无亲无戚,又有谁会来看他?于是带着一颗猜忌的心,直接和班长走到接见室门口,但门还没进,那个每晚都在心里呼唤的名字就这样冷不防的脱口而出。

“妈……”陈钦生推开了门,双脚却一直在颤抖,进去之后坐了下来,仍不可置信地看着母亲,揉了眼睛好多次,心想铁定是幻觉。怎知一只手突然往他后肩拍去,怒吼时间有限,他才晃过神来, 原来玻璃的另一边,站的真是他母亲。

但陈钦生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只是望着对方,仿佛语言区块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给吓得失去功能,直到班长再次催促,他才跃然拿起话筒。

“你好无好?”廖焕娣率先开口,用客语说了几个字。

“很好。”

“怎么回事?”

“妈,我是被冤枉的。”

两人简简单单几句家常话没想到才开始就被打断了,班长见形式不对立马大吼“不准谈案情!只能说国语!”但廖焕娣只会讲客语,若要用国语,她能说什么?而陈钦生被中华民国熏了一身冤气,若不谈案情,那他又能谈什么?

于是两人再次陷入一阵失语状态,直到陈钦生打破沉默:

“妈,你放心,要照顾好自己,我答应你,一定会回家跟你团聚!”

廖焕娣一边使劲地点头,泪水却像扭不紧的水龙头一样,不停往下流。她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情绪激动得将双手贴在玻璃窗上,希望能触碰眼前这受尽折磨的儿子,确认他是否真的还活着。陈钦生见母亲已哭成泪人,也赶紧把手掌心凑上去,渴望将累积多年的思念,借由这冰冷的玻璃,传递给对方。

放下话筒后,廖焕娣不舍的眼神,慢慢消失在陈钦生眼前,他那压抑已久的情绪才彻底崩溃,像条失控的电缆线,倒在地上不断抽搐。

他知道,一定是那片叶子,为他召来了母亲,可他没想到重逢伴随而来的会是这般痛苦啊。那之后他下定决心,往后再怎么苦,一定要活着回家,完成与母亲的约定。


◎何处是我家

当年国民党处置一个政治犯就像对待罐头一样,首先由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以及调查局等单位负责在全台寻找适合的食材;接下来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负责决定食材的烹调法,其中分为直接把食物煮烂或腌制数年,最后再将食材放进罐头封存与包装,然后送出厂外。

离开绿岛时已是民国70年,陈钦生的青春在此地腌制了8年半,最终也被蒙上双眼,送回到台湾本岛,准备到土城进行最后的包装。

土城是一个充满军事气息的地方,除了“土城看守所”、“板桥地院”、“土城弹药库”和“台北县团管区司令部”,还有这间用仁爱为政治犯做思想包装的“仁爱教育实验所”。

陈钦生来到此地后被分到第三班,平日都必须上政治思想课、体育、军训、歌唱和园艺等。基于他那双在绿岛被训练出的烹饪巧手,每次各班轮流派人当伙委,他也都率先被提名,因此在仁爱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里度过,日子不算太难过。

民国72年,陈钦生结束了“仁爱”的包装。离开之际,长官命令他递交一份意向书。可想而知,他希望当局能批准他在服满刑期后,回到马来西亚。然而,这份书不出几天就被高层退回,请他换个愿望,于是他便改为要求一张台湾身分证。

殊不知,对方随即告知 :“抱歉,我们不能让你回马来西亚,因为你知道太多了,如果让你回去,会造成中华民国的困扰。”两个愿望就这样一起泡汤。

3月2日,陈钦生一走出仁爱所便开始慌乱,不知该往左转还是右拐。 就在他以为前方又是另一座监狱时,一位比他更早回归社会的难友,便邀请他成为事业伙伴。

原本还在愁接下来的落脚处,没想到这会儿就有人提供工作和住处,在和平东路瑞安街的一栋房子内过上了最舒服的3个月。就3个月,陈钦生工作不久,公司便开始周转不灵,最终因生意失败而垮掉。

那年夏天,陈钦生开始流浪街头,过上没有尊严的人生,平时晚上就随便找个纸箱钻进去,或在某处的石椅下与蚊子共眠。可真正难受的不是身体,而是心里啊!

“天下之大,怎么就没有我容身之处呢!”意识到如此生活下去也不是办法,陈钦生只好到“更生保护会” 求救,想办理台湾身分证。

然而该单位除了每月用3000台币搪塞他,那日盼夜盼的身分证却迟迟没下文。一气之下,陈钦生在最后一次登门拜访后,终于与对方撕破脸皮。结果身分证没弄到,3000块的补助也拿不到了,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再度流浪街头,因而认识了几位资深街友,还学会了街头的生存之道。

尽管重获自由后的日子并没变得比较好,但关心他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特别是在仁教所结识的李荣贵,就曾不断示意想收留他,不过碍于自卑又怕打扰别人,陈钦生多次拒绝后,才偶尔拜访人家几次,而后深得照顾。

民国75年,中华民国解严前夕,陈钦生终于领到台湾身分证, 足足等了3年。有了身分证后,他先到一家成衣贸易公司工作,但37岁才入社会的他一点经验都没有,于是比任何人都来得努力与谦卑,并凭着良好的英语能力,负责应付国外客人。

而只要手上有多出来的样本衣服,陈钦生都会送到李荣贵家,报答他们一家对他的厚待。有时,他也会帮李荣贵还在念书的女儿李桂芬补习,两人在年纪上虽相差15年,但情感上却特别契合,渐渐开始交往。

民国76年7月15日,台湾解严了,时任总统蒋经国开放探亲,陈钦生于是立马申请台湾护照,并于隔年,回到那个他朝思暮想的家园。阔别20年,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少年,而是一个见证了台湾历史的悲剧人物。但才刚抵达马来西亚梳邦国际机场,他就被一群移民官给拦下, “请问是陈钦生先生吗?”

熟悉的一句话,让陈钦生不知该如何反应,他牵着身旁的李桂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罪,或是仍未脱离“共产党”的身分?想着想着,喜悦的脸庞立马变成恐惧。

“陈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以为我们要把你捉进甘文丁扣留营(Kem Tahanan Kamunting)是吗?”

一见陈钦生错愕的表情,移民官赶紧大派定心丸:“你放心,我们不是来捉你的,我们只是想了解能够怎样帮助你,你愿意和我们走一趟?”

犹豫了一会儿,陈钦生最后还是跟着移民官进了一间小房, 随后他们取出一份文件,摆在他眼前,并说:“移民局在收到你的签证申请时发现原来你本是我国公民,后来我们查了你的资料,才知道你经历了如此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事先帮你申请好了护照与身分证,你只要在这上面签名就可以了,想问你是否愿意重新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怎么可能不想?在台湾被折磨了将近20年才回到祖国的怀抱,陈钦生怎么可能不想回到那个真正被称作为“家”的地方?他当下二话不说便拿起笔,但才要签下去,便想起了李桂芬,复杂的心情随即袭卷而上:“那女孩是第一次出国,要不这样吧,你们先让我带她回台湾,待我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完后,我再回来。”

此事暂告一段落后,陈钦生终于见到那群在机场外等了20年的家人,而他也完成了十年前在绿岛许下的诺言,抱着更显苍老的母亲, 把那存了20年的眼泪一下子抒发出来,无法相信自己就踩在这片他一直想念、一直惦记的土地上。



陈钦生他绕到另一边找到一个写着“陈钦生”的名牌,然后自我调侃地说:“我的名牌在一个遭受风吹雨打的位子,不过还好,我的日期不是红色的。”





◎獬豸

1988年11月20日,陈钦生与李桂芬结婚了。两人婚后, 陈钦生再次收到马来西亚移民官的信件,但碍于成了家,立了业,老天还赐给陈家一对龙凤胎,因而没再搭理,终于彻底成为一名台湾人。

这段日子,他教过补习,待过电脑公司,曾因坐过牢被百般刁难,却也凭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被外派到四十几个国家谈生意。 到了1995年,他更创办了自己的电脑公司,在工作这条路上可谓一路顺遂,似乎再险峻的日子,都难不倒被中华民国调教过的白蟑螂一样。

不过对于过往,他依然只字不提。唯一一次被迫回忆那段噩梦,是在1998年6月17日,台湾政府公布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规定受害者必须透过讲述经历以换取补偿金,但碍于政府并无针对加害者进行调查和惩罚,因此陈钦生心中那迟迟未痊愈的伤疤仍无法结痂。

直到2009年的某一天,民间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林世煜,突然无预警地找上陈钦生,说要写关于白色恐怖时期特殊案例的硕士论文后,才开启了他往后学会的自我疗伤法──说故事。

当然最初,陈钦生秉持着一如既往的态度,只要有人要他提起过去,他都封口不说,但林世煜脸皮厚,死不放弃,每天都拨电让他重新考虑,日复一日,陈钦生也被烦死了,终于答应只说那么一次,结果接下来一个礼拜,他便无法再入眠。

那之后他又决定不再说了,怎知这段历史被林世煜曝光后,吸引了更多人前来采访他。一开始,他当然统统拒绝了,但渐渐却发现当他试着开口,故事说久了,心里的恐惧指数好像就少了一点。

“那你现在和我讲这段故事还会难受吗?”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眼前这位已被他人称为“生哥”的老年男子。

“痛苦还是有的,在内心,但把痛苦讲出来却是开心的,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人认同这块土地,所以透过我的故事,我可以教育年轻人,台湾现在的民主与自由就是我们这些人用生命和时间換来的。”

如今再次踩在已改名为“景美人权园区”的土地上,生哥当年的恐惧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难以言喻的笑容。当他把我领到军法办事处前的人权纪念碑时,还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指着一个名字说:“这个人今早还和我去唱卡拉OK呢!”让我一下子没办法从那既离奇又悲伤的故事中抽离过来。

人权纪念碑是2015年由国家人权筹备处结合各大政治受难者团体意见共同设置的,被刻上的名字共有7628位,每个名字上面还会标上日期。陈钦生说,白色的是受难人被关押的时间,红色的则是被枪毙的年份。说着说着,他绕到另一边找到一个写着“陈钦生”的名牌,然后自我调侃地说:“我的名牌在一个遭受风吹雨打的位子,不过还好,我的日期不是红色的。”

虽然和生哥同为马来西亚留台生,但在还未看见他的名牌之前, 我始终难以相信一个局外人是如何荒谬地被牵扯进一段台湾历史,直到我实际把手指放在名牌上,触摸刚刚那场雨所残留下的水滴,才确认这是个洗也洗不掉的事实。

“被关押的那期间,你常问老天为何偏偏选中你,那你现在还怨吗?”没想到他给我的答案却出奇地阔达:“虽然一开始我被迫成为台湾人是真的很恨,但现在回想却觉得,也许我被成为台湾人也是对的,因为我是台湾近代史的一部分,所以唯有待在台湾,我才能发挥我的功能。”语毕他又补充:“当然我骨子里还是认同自己是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只是台湾真的是一个值得我留下来的地方,因为说实在,我在这里得到的比失去还多,所以两者间是没有冲突的。”

访谈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生哥把我送到仁爱楼旁,告诉我往右走便是出口,离开前我发现了那奇怪的水池,于是忍不住问对方最后一道问题:“所以那个长得像麒麟的雕像到底是什么?”

只见生哥先是大笑一番,然后才解释:“那叫‘獬豸’,是中国古代的法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它头上有个红色触角,听说只要发现你心虚,它就会用触角撞你。这是一个叫林池的政治犯设计的啦,那些军人以为这样就能吓到受难者,所以就让他盖了,但你看它身体是朝前方,头却是别向右边,明显就是故意放在这边讽刺这些军官的。”

我一开始没听明白,但往獬豸别过头的反方向望去,才发现那个位置正好是审判过无数个受难者的军事法庭。



作者 : 郭于珂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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