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一头栽进媒体的领域，一晃就是23年？这一切还得从当年，在中学时代面对的“不公不义”说起。

那是一起如今看来或许只是无谓的小风波，却着实让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提早上了一堂社会课。在一场比赛中，我和队员因为一些因素而败阵，校方的毅然退回奖杯以示抗议予我最深的震撼和反思是，莫说是一介学生的我，即使是生活在基层的普罗大众，当面对被欺压，甚至是有冤无处诉时，谁是可以扮演探照幽暗隧道的那道亮光？

感谢我的母校─诗巫公教中学，更感恩6年的中学生涯是在邢文泉修士的领导中度过。在每周一次的周会上，学生聆听的不仅仅是校长的训勉，也因为他曾经留学斯里兰卡、法国、罗马和瑞士，学生常会听到他讲述在国外发生的时事课题。

真正启蒙我对时事新闻的关注，或者该说是引起我对新闻的兴趣是1989年轰动国际的天安门事件。邢校长是中国人，身在海外的他对此事件的关注可想而知，但或是基于敏感性，我依稀记得，他并未刻意着墨。倒是学校的图书馆常年订阅各语文报章，连带当时还需每天靠空运送抵的《星洲日报》，都是图书馆书报架上的其中一份。

每天在学校的休息时间到图书馆阅读跟天安门事件相关的报道，成了我当时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报章，当时一些书报社还从国内外引进了一些专门报道天安门事件的刊物，这些刊载着叫我触目惊心照片的刊物，若非校长点头，怎可能会出现在图书馆，任学生翻阅？当时我感好奇的是，这些站在新闻前线的记者是如何突破重重有形和无形的防线，采集第一手的资料？摄影记者又是为何甘冒风险，拍下那一张张，即使人不在现场也能感受到紧张气氛的照片？重重的疑问，就在今年天安门事件30周年，托朋友从香港带回《我是记者─六四印记》的书籍中一一找到答案。

跨入新闻领域，一是师长认为我适合，二是当时在国内学院读新闻系费用不高，适合我这个穷学生。两年的学习生涯很快结束，真正投入职场，意味是实践的开始。

学理论和实践是大有不同。初入行不到半年，就遇到当时诗巫爆发柯沙奇病毒事件，三十多名稚龄儿童像极其神秘般相继被夺命。采访这起事件不比采访一般社团或官方新闻，记者的身分顿时变成既敏感又尴尬。当时资讯还不发达，面对高官下封口令，面对被医院人员驱赶，仍必须想方设法取得第一手资料。当时我是地方上少数已使用电邮以及常浏览网上交流论坛的记者，那是第一次感受到浩瀚的网络资讯，只要你懂得过滤和细加求真，它会是你新闻来源的管道。

难忘的经验还包括被逝者的家属拒于门外，直言在前线采访的我是高危险人物，他们已经不起再被感染的风险。那一次，让我意识记者也可以是不受欢迎的人物。

被我视为是新闻人楷模的战地记者张翠容有好几本书，曾经是我追读的。透过她的笔，我思考也学习要如何像她一样，能以敏锐的触觉，细腻的笔调来观察社会。相对于她的视野辽阔，我自觉渺小的自己，格局太窄小。

辗转走到今天，我见证纸媒最风光的时刻，也正经历纸媒面对寒冬的考验。在旁人问我，纸媒还有前途吗？我也曾思索良久，苦思答案。直到数天前和重症科医生黄轩的短暂一席谈，我有醍醐灌顶的醒悟。

一直有关注我所写专题报道的黄轩医生勉励我要发挥专业社会责任（CSR）的角色，因为他认定我的文字有能力帮助很多有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当下，我凝望着黄轩医生认真的神情，我豁然明白，新闻人不是只能被局限在纸媒发挥，只要你善用自己专长，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不忘初心，我依然会是一个有温度的新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