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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1 17:59:00  2124413
沙鲁尔:大选将近·急欲达“目标”·“刘称1MDB Aabar联营很重要”
全国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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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名证人沙鲁尔阿兹拉指出,1MDB的资金流失模式都是以表面上对国家有利的项目贷款,并吸走部分借来的资金。

(吉隆坡1日讯)一马公司(1MDB)前首席执行员拿督沙鲁尔阿兹拉指出,目前在逃的富商刘特佐曾向他透露,1MDB与Aabar之间的联营计划很重要,因为它将会对第13届全国大选带来影响。

他说,刘特佐与在1MDB拥有“绝对权力”的纳吉深入讨论之后产生了1MDB与Aabar联营计划的想法和计划。

安排阿布扎比王储访马见证

“此事需要急速推进,因为他要确保阿布扎布王储成为签署仪式的见证人,这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第13届大选近在眉睫,刘特佐也说,此联营计划将会对大选有影响。”

他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涉及一马公司洗黑钱案第16天的审讯中如是指出。他是此案的第9名控方证人。

他说,刘特佐还安排了阿布扎比王储前来大马访问,作为第13届大选前的支持性政治活动之一,借此使投资者和大马人相信有关联营计划是一项真正进行的项目。

“看回所有工作和发生的事情,表明所有安排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我不确定的目标;无论如何,刘特佐告诉我,筹集资金将对大选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合理和一致的,因为大选也是在同一年。”

亲自出席签约
纳吉视联营计划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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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在支持者和助理的陪同下抵达法庭。

沙鲁尔指出,1MDB与Aabar Investment PJS(IPIC子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在首相办公室签订了总值达180亿令吉(60亿美元)的联营协议,纳吉亲自出席仪式,显示纳吉对此联营计划很感兴趣,这项计划也是他的“孩子”。

策划至签约刘精心布局

他说,根据刘特佐跟他和Jasmine Loo的讨论,及刘特佐给的资讯和行动计划,联营计划从策划、到签约仪式圆满结束是经过刘特佐精心布局。

他说,1MDB主席丹斯里洛丁和Aabar主席Khadem Qubaisi代表双方签约,出席者包括纳吉和王储兼阿联酋武装部队最高副司令Mohammad Zayed上将,而他作为1MDB首席执行员是见证人。

联营是政府对政府交易

他指这个大事件使他确信1MDB与Aabar之间的投资是政府对政府的交易,涉及到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他说,纳吉在此交易谈判的积极作用,以及纳吉发出的指示和委托使他相信要开展这项联营计划。

成功筹30亿美元汇1MDB GIL账户
“程序超快推进不正常”

沙鲁尔指出,1MDB与Aabar联营计划“超快”地推进,1月中提出联营的建议,不到2个月就完事,包括财政部发出支持信、与阿布扎比谈判、成立ADMIC及成立1MDB GIL等。

他说,2013年3月19日成功筹集30亿美元资金并汇入1MDB GIL的账户。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正常的程序,因通过的8A/2013董事通函决议(DCR)原本只是防备筹集60亿美元行动失败的后备计划。

抢时间进行未与董事会讨论

沙鲁尔说,1MDB与Aabar合作的所有决定和批准都是通过董事通函决议(DCR)进行,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因为刘特佐不希望开放进行详细的讨论,他要赶时间以便合作立即进行。

他说,刘特佐也提供了行动计划和内容给1MDB公司前法律顾问卢爱璇(Jasmine Loo)准备DCR,甚至DCR 12/2013的附件都是从Aabar获得的提案和条款单。

“这些信息是刘特佐通过行动计划转发给我,显示是刘特佐的精心安排。”

“我现在看回文件时,觉得文件志期2013年3月12日是绝对不合逻辑,因同一日发生了很多事件,例如大马与阿布扎比的会议。”

Aabar未履协议注资
ADMIC在发行债券后没运作  

沙鲁尔说,在1MDB与Aabar联营计划的协议下,双方须注资30亿美元到阿布扎比马来西亚投资有限公司(ADMIC),但据他了解,ADMIC没有运作,Aabar没有注入任何资金到ADMIC。

“1MDB和Aabar没有像之前向财政部呈报般,通过ADMIC实现联营计划,这是刘特佐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财政部长纳吉的支持,将不会发出支持信,而发行30亿美元债券也会落空。”

他说,该公司实际上是不活跃,也未按计划行动,但他必须执行刘特佐的指示,因为他认为是纳吉委于的任务和意愿。

发现1MDB资金流失模式
“贷款发展吸走部分资金”  

沙鲁尔阿兹拉指出,他现在意识到1MDB从2009至2013年其任职期间的资金流失模式,一直都是表面上对国家有利的项目贷款,并吸走部分借来的资金。

“3年来,犯罪者使用的方法渐趋完美和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筹集资金的要点和规定的紧迫时间表,使到1MDB管理层和董事会讨论的空间不断被压缩。”

离职时1MDB负债300亿

例如2009年1MDB与PetroSaudi国际公司(PSI)联营计划,董事会上对该次投资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与2013年由IPIC的60亿美元联合投资基金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仅通过董事通函决议(DCR)和股东决议来完成。

他也指出,他离开1MDB时,1MDB的总负债约300亿令吉,而2010至2013年,财政部、大马政府承担了300亿令吉债务的风险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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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公司洗钱案涉及错综复杂的洗钱过程和大量文件,每次审讯都会看到反贪会官员带大量的文件上庭。


获指示后与纳吉确认
刘获纳吉命令行事 

沙鲁尔指出,从2009年开始,刘特佐通过执行纳吉的终极命令和指示,在1MDB扮演重要的角色。

“每次刘特佐向我传达纳吉的指示,我有再次和纳吉确认,获得纳吉的确认。”

他指出,这模式从2009年开始持续长达4年,直到2013年他被调往到首相署表现管理和履行单位(PEMANDU)。

疑不满交易处理
被调离1MDB

沙鲁尔怀疑2013年3月被调离1MDB的原因,是因他当时多次不满交易被快速处理。

他说,1MDB丑闻在2015年及2016年引起争议后,1MDB董事会一致向纳吉提议辞去职务,但他们被指示留任到2016年直到委任新一批董事。

刘指导如何应付执法单位

沙鲁尔阿兹拉指出,1MDB董事在2015年及2016年被反贪会和警方传召前,刘特佐曾召集他们汇报,以谈话重点指导他们如何回答执法单位问题。

他接受斯里南盘问时说,有关汇报强调两个关键点,即淡化纳吉和刘特佐在SRC国际公司和1MDB决策中的参与及所有指控都是对首相的政治攻击。

他指出,在2015年首次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听证会前,他出席一项汇报,刘特佐同样给予听证会详情的谈话重点,并安排他与一或两名公账会巫统成员会面。

“我与拉曼达兰(时任首相署部长)会面,讨论公账会有可能提出的问题。”

沙鲁尔说,听证会上的问题与他们讨论的问题差不多。

被要求出国缺席听证会

沙鲁尔说,在2015年一次公账会听证会前,他与1MDB时任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接获公账会致信要求他们出席,阿鲁尔甘达向他转达,首相办公室致电要求他们出国,以缺席听证会。

他当时听从指示到新加坡渡假,但后来他还是出席之后的听证会。

他出席听证会前也同样参与汇报会,谈话重点内容与之前一样,但这次被告知到隶属首相办公室负责纳吉形象包装的拿督斯里阿末法力里祖安的住家。

“那是一系列的会议,晚上的会议,是在公账会听证会前后。有些公账会成员也出席这些会议,如时任公账会主席拿督斯里哈山阿里芬。”

曾与公账会主席会面

他在2015年的公账会听证会之后,曾与哈山阿里芬会面,后者告诉他,公账会成员对该会的看法及报告内容。

他说,那是非常高阶层的会面,并表示所有会议传达强烈讯息,即1MDB丑闻是对首相的政治攻击,同时淡化纳吉在1MDB决策过程中的角色。

沙鲁尔说,他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曾到访纳吉住家10至20次,刘特佐有时也会出现。

他表示,纳吉与刘特佐的肢体语言显示,他们很正面及非常自在。刘特佐对纳吉住家格局很熟悉,也和他谈论过纳吉的其他家庭成员,因此他相信刘特佐和纳吉家庭关系亲近。

卸职前月薪9万9000
2012年获114万花红 

沙鲁尔表示,他在1MDB任职首席执行员期间,最后领取的月薪为9万9000令吉,担任一马董事每年又获取17万9000令吉的津贴;2012年时还获得逾114万令吉的花红。

沙鲁尔指出,他在2009年开始担任登嘉楼投资机构(1MDB前身)首席执行员的月薪是8万令吉。

他说,在1MDB任职期间每年都有加薪,他在1MDB卸下首席执行员一职时,最后领的月薪为9万9000令吉。

每次开会可领1500

他指除此之外,担任一马董事职务每年可获取17万9000令吉的津贴;而每次参加董事会会议,可领取1500令吉。

他认为纳吉也认同他的表现。在2011或2012年的时候,他在办公室接到纳吉电话,向他了解1MDB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情况。他当时感到很兴奋,因为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和首相交谈。

“数天后,刘特佐告诉我,纳吉提到那次的通话,还说‘老板很高兴’,沙鲁尔似乎掌握一切。”

斯里南问他是否有获得任何奖励。沙鲁尔表示,他在2012年获得18个月的花红,当时月薪逾8万令吉。

沙鲁尔用了6天念完长达270页的证词;纳吉首席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向法官说,他需要两个星期时间对沙鲁尔进行交叉盘问;此案将在下周一(7日)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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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哥巴斯里南(前排中)领导的1MDB案主控团队在庭外留下难得的大合照。前排左起为法蒂玛哈娜、瓦法再纳阿比丁、陈松元、莫哈末慕斯达法及阿末阿克南;右起为哈兹米达、娜兹娃、纳迪亚、迪巴纳依尔及刘莉妮;后排左起为诺莎琪琳及姆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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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的辩护律师之一塔妮娅,也是首席辩护律师沙菲宜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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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涉及一马公司洗钱案的主控官哥巴斯里南高级副检察司。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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