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证人：一马发展公司前首席执行员

（吉隆坡7日讯）一马发展公司前首席执行员拿督沙鲁尔阿兹拉承认，他就是美国司法部首份1MDB报告中的1MDB二号官员，1号官员是1MDB前业务发展执行总监Casey Tang。

但沙鲁尔否认自己美国司法部其余报告中的二号官员。

“除非让报告撰写的人确认1MDB二号官员，否则我认为将我称为1MDB二号官员是不公平的。没有人为这个黑暗计划给我钱。”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被控一马发展公司（1MDB）洗黑钱和滥权案今日进入第17天审讯。沙鲁尔是以本案第9名证人身分第7度上庭供证，他在接受辩方首席律师丹斯里沙菲宜的交叉盘问时，揭开美国司法部首份1MDB报告中1号官员和2号官员的谜底。

他说，他只翻阅过美国司法部的首份1MDB报告，并表示该报告中的1号官员是Casey Tang，坦言2号官员是他自己。

对Tim Leissner认罪不知情

沙菲宜说，美国司法部报告中严厉批评1MDB一号及二号官员，询问沙鲁尔是否知道高盛集团（亚洲）前首席执行员Tim Leissner已认罪并承认他接受在逃商人刘特佐的资金，并将该资金转账到属于1MDB二号官员的空壳公司，沙鲁尔对此表示不知情。

沙菲宜指Tim Leissner在2013年7月29日支付100万美元给1MDB二号官员，沙鲁尔对此表示不同意，反问沙菲宜Tim Leissner所指的二号官员是否是指1MDB前法律顾问Jasmine Loo。

根据2016年的新闻报道指出，美国司法部在有关1MDB丑闻的文件中提到的相关人士包括“ 1MDB一号官员”，“ 1MDB二号官员”和“ 1MDB三号官员”。

Casey Tang唯一符合描述

报道指出，“1MDB二号官员”是马来西亚公民，至少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1MDB的首席执行员。

当时的报道也提及，1MDB的许多最重要交易都是在这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的监督下进行的，包括TIA发行了50亿令吉的伊斯兰中期票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力资产的收购令吉等。

报道也指，1MDB一号官员是一名马来西亚公民，从1MDB成立开始，一直担任1MDB的执行董事至2011年3月。

法庭文件显示，1MDB一号官员曾担任TIA业务发展执行董事，后来成为1MDB的执行董事，而Casey Tang是唯一符合这描述的人。

刘向端姑米占建议成立TIA

沙鲁尔阿兹拉认同，登嘉楼投资机构(TIA)的成立并不是前首相纳吉的倡议，而是在逃商人刘特佐向时任国家元首端姑米占再纳阿比丁建议成立的。

他也同意沙菲宜的观点，即使1MDB联邦化，亦不是TIA提出的想法。

沙鲁尔说，是刘特佐带元首去阿布扎比考察Mubadala（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时，催生了成立TIA的想法。

询及纳吉是否与此事毫无关系，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刘特佐和纳吉讨论过什么。”

称高盛参与TIA 与纳吉无关

沙鲁尔认同，在登嘉楼投资机构（TIA）初创期，高盛（Goldman Sachs）已介入，他承认高盛参也与TIA与纳吉无关。

沙鲁尔指出，他在签署首席执行员的委任信时，已知道登嘉楼投资机构（TIA）是主权财富基金。

“我知道有人会在融资方面向我提供帮助，当时很明显是刘特佐和Casey Tang，这就是我接受该职位的原因，因为首席执行官员的职责不是自己做完所有事情。”

沙菲宜问他是否同意，首席执行员的职能不仅是“邮差”，只是听从指示办事，以及理所当然假设有关指示是正确的，沙鲁尔回答说，首席执行员听从和执行董事会和股东委以的任务。

认同TIA是端姑米占的“孩子”

沙鲁尔认同沙菲宜的主张，即TIA是端姑米占的“孩子”，而非纳吉。

沙鲁尔指出，在2009年，他几次在登嘉楼行宫短暂观察刘特佐与时任元首端姑米占的互动或肢体语言，发现元首和刘特彼此熟悉，而刘特佐是元首认同的人，并听取刘特佐的建议。

他坦言在他入职TIA之前，他主动问刘特佐有关其薪酬配套，因后者是他与TIA的唯一接口，后者提出了8万令吉月薪。

他也获得相等于2个月薪水的“入职奖金”或16万令吉，因为他须即时到TIA履新，没有提前通知前东家Accenture公司就离职，所以须赔偿3个月薪金，约9万令吉。

TIA于2009年杪改名为1MDB，沙鲁尔续任1MDB首席执行员，他再次证实在1MDB曾获得18个月的花红。

1MDB案爆发才怀疑刘及Casey Tang

沙鲁尔阿兹拉表示，从2009年至2015，他完全信任在刘特佐和Casey Tang，直到大约2015年1MDB丑闻爆发才开始怀疑他们。

沙鲁尔阿兹拉说，他是在当局约在2015年开始调查1MDB舞弊案后，当局向他录取口供首次展示资金流向的文件，才开始对刘特佐起疑心。

沙菲宜问他为何他对这两人毫无保留和绝对信任时，沙鲁尔解释，当时登嘉楼投资机构（TIA）已经起步，主要的推手是刘特佐和Casey Tang。

再者，他发现刘特佐和Casey Tang获得TIA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包括时任国家元首、丹斯里峇基和丹斯里依斯米，还有他认识和信任的丹斯里阿兹兰。

称无权指纳吉是罪魁祸首

沙鲁尔认同沙菲宜的说法，他不能因自己被刘特佐欺骗，而责怪前首相拿督斯纳吉，也无权指纳吉是罪魁祸首。

沙菲益：如果你完全信任刘特佐，你是否会因自己被刘特佐骗了而责怪我的当事人（纳吉）？

沙鲁尔：没有，我不会责怪他。

沙菲益：你不能说他是阴谋的罪魁祸首。

沙鲁尔：我无权这么说。

沙菲宜主张，沙鲁尔作为首席执行员，他不能说不知道，相信刘特佐这个人，何况沙鲁尔曾在皇家军事学院受过训练，不能说这不是他的责任。

沙鲁尔不同意此说法。

自认不多管闲事 才被刘相中

沙鲁尔表示，他猜想刘特佐当时视他为不会多管闲事的人，才相中他。

沙鲁尔在证词中提及，在进行刘特佐UBG项目的期间，他多次和刘特佐以及UBG的法律顾问Jasmine Loo交涉。

“当时刘特佐评估了我的个性，我是一个依照指示办事和不会多问的人。”

沙鲁尔认同沙菲宜的说法，即他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那他（刘特佐）是否将你视为一个不问最终目标，只是依照指示办事的人？”

沙鲁尔指这说法不太正确，他会根据需要获取相关的讯息。

2015年公账会促受调查无异议

沙鲁尔指出，2015年公账会会议认为他必须接受调查，他并没有提出异议，那个时候他是相信纳吉的，也相信那是政治攻击。

他指出，他身为首席执行员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是符合纳吉为了国家利益的愿景。

沙鲁尔也说，在2016年时，他相信1MDB和TIA所做的事情是正确以及惠及国家的。

沙鲁尔指出，当时一切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媒体太多负面报导，影响了1MDB能源公司（1MEL）首次公开售股（IPO）。

他也说，在2018年尾的时候，1MDB一名董事告诉他，听说财政部打算对1MDB董事部和管理层展开民事诉讼。但他没有听闻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或来自官方的消息。

沙菲宜问他，是否担心在法庭上说出事实，会遭采取行动？

沙鲁尔表示不担心，因为他说的是事实，不需要担心。

透过媒体得知被禁出国

沙鲁尔说，他是透过媒体报道得知自己在2018年6月被禁止出国，当时也有报道称他将被逮捕。

“我感到好奇便上网查证，网站显示：‘请联络临近的移民局办公室’。”

沙菲宜指执法单位不能轻易地对个人实施出国禁令，惟沙鲁尔表示并不知情，他认为自己是因为1MDB案件被实施出国禁令，他并没有询问执法单位。

被调往PEMANDU时月薪9万

较早前，沙鲁尔在供证时指出，当年他被调往首相署表现管理和履行单位（PEMANDU）时，月薪为9万令吉。之后加入马来西亚石油资源企业（MPRC），月薪为7万令吉。

他在2018年被反贪会传召时，被指示申报财产。他在海外没有任何财产，在新加坡有一个投资基金，最后价值约100万令吉。

沙鲁尔接着指出，他在马来亚银行的账户在2018年时，遭冻结两个星期。他是在网上支付账单时才知道账户遭冻结。

刘建议委Casey Tang任执行董事

沙鲁尔指是刘特佐建议委任Casey Tang在1MDBg受委为执行董事。他指Casey Tang的月入介于6万至7万令吉，也有丰厚花红，但不记得数额。

刘指须低调以免影响纳吉地位

沙鲁尔指出，刘特佐曾告诉他，巫统的人对他（刘特佐）接近和影响纳吉感到嫉妒，因此他必须低调以免纳吉地位受到影响。

“纳吉成了1MDB唯一的利益相关者，巫统有很多人妒忌刘特佐影响和接近纳吉。

“当时我觉得他（刘特佐）说得有道理，即他必须保持低调，以便不会让纳吉的地位受到威胁。”

他说，这是从2010年开始的事，他本身也接受（刘特佐）这说法。

他也说，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很少人知道刘特佐在纳吉与沙地阿拉伯、阿布扎比及中国的关系中扮演着重大的角色。

认同沙菲宜指刘是公关高手

沙鲁尔认同沙菲宜主张，刘特佐是公关高手。

他说，刘特佐知道他喜欢科技，曾送他两部黑莓手机，他将其中一部黑莓手机捐出来成为1MDB晚宴的幸运抽奖奖品。

他说，黑莓手机的即时通讯软件（BBM）是当时最安全的通讯，刘特佐在2014年后政治攻击激烈的时候常用BBM联系，偶尔也使用Skype联络。

“他（刘特佐）不知道我们可以相信谁，我们一定要保护老板，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