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人是超越联邦宪法的5大社会契约下合作的。第一项，涉及丰富的故事，但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分享，即已故东姑阿都拉曼，与敦陈祯禄和敦善班丹携手前往伦敦进行和平权力移交谈判。这从而让我国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然后在1963年9月16日沙巴和砂拉越加入。如果新加坡在1965年没有被驱逐出大马，他们也将是社会契约中的一部分，因为在敦伦达陈过的协议是授予所有马来亚人和/或大马人合法的公民身份。

第二项社会契约涉及《国家原则》的重要性，这是在1970年制定的治国原则，其中包括所有种族承认的信仰。《国家原则》的制定，直到今天，仍然是在进步主义背景下所指的自由主义；也是詹德拉博士所指，在过去20年内被有意忽略的元素。

第三项社会契约，涉及一种色盲的平权措施，其形式是在1970年至1990年落实的国家经济政策（NEP）。不幸的是，仍然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因前朝的盗窃统治而陷入困境；甚至连玛拉也无法将更多马来人送出国读书。甚至连其玛拉数码城也因为经营不善而面临惨淡经营。这些政策大多数都很好，且有很高尚的意图，但不幸的是执行效果不太理想，而且有人还骑劫了其成果。

第四项社会契约涉及尊重特权的协议。苏丹，包括沙巴和砂拉越等州属的首长，竭尽所能确保在各方面维持各州属丰富的多样性。

第五项社会契约，据我最喜欢的佐摩教授的说话，是2020年宏愿，即所有种族都将自己视为大马人，拥有合理的收入和舒适的社会保护网，以减轻他们的退休和老年医疗福利。2020年宏愿是时任首相，也是现任首相，敦马哈迪提出的想法。

到了2023年，大马15%的人口将超过60岁；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大马实际上成了一个老龄化社会。

所有社会契约都是大马的关键部分。但从第五即最后一项社会契约可以看出，经济繁荣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没有人可以预测，或知道，到了2018年，中国会达到足以和美国抗衡的经济水平；以至于让他们陷入高科技贸易冲突中。

大马不能仅仅靠著重复使用这五大社会契约而继续前进。这就相当于在使用1950年至2000年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来领导国家前进。由于这种不合时宜的简单逻辑，旧的解决方法不能也不应该用于解决2019年的新挑战。

治理，根据鲍勃·雅索普教授，是“掌舵”多于哈罗德 ·拉斯威尔教授定义的“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及如何得到”。这也超越了已故大卫·伊斯顿所指的“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治理，听起来很讽刺，还涉及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教授所提出的“废除政治”。实际上，马克斯的原始观点也是要求建立一个可以废除“政治”的国家。当然，这是一个乌托邦，而且确实如此，苏联在1990年垮台了。

如果大马曾经沦为盗窃统治，然后又再次崛起成为民主国家，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未来也很可能朝向衰败；如果被坏的统治者再次掌权。正如法兰西斯福山教授所说的，如果可以建立一个国家，那么它也可以走向“衰败”。

为了防止衰败，大马需要研究人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三个领域。首先，不能假设种族和平是必然的；就像大多数的大马人所处于的和平和平静氛围。因此，必须制止巫统和伊斯兰党所提倡的种族政治，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利益和金钱的腐蚀，他们是为了自己免于受到法律制裁，而不是为了挽回马来人和大马人的尊严。我们必须检视他们所作的一切。

其次，大马人不应该假设国家能够继续从地下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再高价出口，并利用如此庞大的资金来盲目地落实补贴政策。可以考虑为所有贫困群体落实“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但所有身体健全的男女必须工作并适应数码世界。

第三，希望联盟的政治，不能建立在有更多可能性的联盟合作之上。例如，传闻指希山慕丁将会建立新联盟并抛开行动党和诚信党。希盟，特别是党主席理事会，必须保持强硬立场，兑现大选宣言中的所有承诺，并使用这种模式来接受全球经济动荡的考验。

重塑大马意味著在不破坏社会契约的前提下颠覆大马的旧观念。并且，在2023年大选之前坚持宣言中的所有承诺；其中包括尊重所有人，落实5大承诺：1.降低生活成本，2.实际提升生活、教育素质，更强的购买能力等，3.可持续和高价值的工作，4.提供可负担的医疗服务，5. 确保可负担房屋。

企业需要确定，不是绝对确定，而是合理的确定，经济政策或方向是否正确，因为大马，如研究所指的，政治领导层和经济表现之间有高度的关联，不像日本、韩国甚至泰国。希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吸引适合的外国直接投资（FDIs）来振兴大马经济。正如他们所说的，时间和浪潮永远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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