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身体抗爭之二】不戴头巾──挑战父权主义

“去头巾”最大的恐惧是：家人反对

2018年的10月23日，玛丽安李接获雪州宗教局公函，传召她到案助查。信中写明援引1995年伊斯兰刑事罪行法令（雪兰莪）10（a）条文（侮辱伊斯兰），却没有说明所为何事。她在脸书写道，事件相信与她今年出版的书籍《Unveiling Choice》有关，因为4月份的新书发表会暨论坛已引起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拿督斯里慕加希关注，下令调查。当时，她也和两名朋友在论坛中以社会学和历史观点探讨马来西亚女性的政治现实。

玛丽安李和她的作品《Unveiling Choice》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作品写的是她“去头巾”（Dehijabbing）过程中经历漫长的思考、辩证和观察。她自9岁开始在父母教育和规定下佩戴头巾，直到完全经济独立，搬离家后才完全不戴头巾。

不戴头巾绝非一夕之间的转变。从孩提时代遵守父母教诲乖乖戴头巾，到对这项规定提出疑问和寻找答案，最后下定决心不戴头巾，过程漫长且不容易。因为不戴头巾很容易被诠释成违反社会常态、违反宗教或忤逆父母，就像她这次，她即将接受宗教局调查。

不过，对她而言，“去头巾”最大的恐惧是父母的反对。“其实我们（不戴头巾的女性）不怎么在乎社会的负面看法，但是害怕家人反对。”玛丽安李分享，通常女性一步步慢慢地去头巾，比如先缩短头巾的长度，渐渐开始露出一点头发，最后才完全不戴头巾。很多时候，女性不得不在途中放弃自主权，默默承受痛苦，因为她们不想因此失去家人。

那么为什么决定不戴头巾？玛丽安李不把问题指向宗教，她挑战的是父权主义。就如书中所写，西方穆斯林女性以戴头巾对抗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中女性以不戴头巾对抗伊斯兰化身体治理（Islamised body-policing），背后都是对抗父权。关键在于，戴不戴头巾已然成了父权主义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规定，女性并没有身体自主权。玛丽安李小时候也只被教育“穆斯林女性一定得戴头巾”，只能按照规定戴头巾，别无其他选择。

谈到父权主义行为，除了强迫女性戴头巾，玛丽安李举例，马来西亚穆斯林社会常以宗教之名规定女性不能当领袖，就算当了也只能是女性之间的领袖。穆斯林女性往往被限制在居家角色，但又不是家中的决策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想法，教导女孩身体并不属于自己，女性先是属于父母，而且父亲比母亲握有更高决策权，然后是家中兄长，婚后又归属于丈夫。”

玛丽安李也分享，曾和穆斯林青年组织的女性辩论伊斯兰和女性主义好几个小时。她发现，那些穆斯林青年女性不只反对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LGBT），还认为女性主义很危险，因为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丈夫平等，且不鼓励一夫多妻制。“这种错误的观念意识很平常，也不常被提起，因为女性本身就陷入父权思维，又把这些狭隘的想法传给下一代。”

六七十年代穆斯林女性不戴头巾，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在同样环境中长大的玛丽安李，是如何摆脱父权思维呢？“从小我就被教育要具有批判和论证思考，但通常都运用在其他事情上，不是和宗教相关。”是一位社会学教授开始让她思考“头发到底算不算羞体”。她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很多学术、宗教研究资料，如此不停辩证……

她也曾拜访印尼宗教学者，也是印尼前宗教部长库来士（M. Quraish Shihab）。在讨论过程中，她找到答案：头巾并不是宗教产物，而是社会文化产物。

玛丽安李花了整一年时间不断探究头巾的起源和社会功能，不戴头巾的信念才得以坚定。这趟旅程，她觉得最重要的提问是头巾的功能，以及头巾如何变成当权者控制女性的工具。

她在书中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电影中的女性都没有戴头巾；一本1970年刊出的杂志《Mastika》，封面是不戴头巾的7人女子乐团。过去，马来西亚穆斯林女性不戴头巾也没怎样，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玛丽安李翻查社会学研究论文找到答案：国家独立后经济迅速发展，穆斯林女性也离开家乡往城市工作，以男性主导的马来社会担心女儿独自在城市生活，没人保护、照顾和管控她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女性逐渐自主独立，经济也有所保障。在这样的演变下，社会以新的方式，用道德束缚女性。头巾成为女性道德、纯洁、宗教和可敬的象征，头巾成为父权社会的产物。

女性应自主选择戴与不戴头巾

不戴头巾后，玛丽安李常常在社交媒体上接到各种陌生人的“慰问”和“关切”。例如，有陌生女子翻出她戴头巾的照片，称赞她好看，不戴头巾很可惜，还劝她终有一日会明白，愿真主指引她。她忍不住回呛对方，不自知这些看似无意的“问候”其实充满伤害。

玛丽安李认为，无论男女，类似上述替不戴头巾者感到可惜，或者言语中企图劝她们重戴头巾的行为，都充满歧视。在她看来，穆斯林女性“选择”不戴头巾也是错误的论述。因为在现有的社会环境氛围里，戴与不戴头巾根本不是公平的选择。不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或社交媒体上都饱受抨击；戴头巾者会被称赞“比较好”。戴不戴头巾的“下场”是两极的。

戴与不戴头巾的选择，应该掌握在女性手中，且不必受到外界说三道四。玛丽安李强调，不管穆斯林女性要不要戴头巾，都不应遭到歧视。而在现有的社会氛围里，不戴头巾者特别受到强烈攻击和压迫。

戴头巾与否的课题，还是多方对话讨论。玛丽安李认为，在那之前人们必须诚实以对，认知到自己总以维护宗教之名强压他人。与此同时，她提醒不能忽略国内外的沙文主义者和伊斯兰恐惧症人士，滥用穆斯林女性的经验来助长仇恨。“关键在于教育大众，任何社会现象其实都存在细微差异，而要达致和谐共存，就得回归到维护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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