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前，英法列强为了安抚德国的希特勒政权，进而避免英法德之间爆发战争，就曾经把第三方即捷克的领土作为交换条件“赠送”给了德国。事发于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前夕。希特勒以为捷克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族争取“公平待遇”作为借口，开始陈兵边界，为入侵捷克边境领土做准备。而和捷克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两国，为了稳住希特勒，不惜在慕尼黑召开了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规定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而割让领土的捷克斯洛伐克，却没有权力出席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慕尼黑协定”。

类似“慕尼黑协定”这种“绥靖”政策，简单来说就是第三方在强权方的有形无形压力下，主动屈服缴械，蒙蔽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原则，通过出卖、牺牲弱势方的利益，获取本身的稳定或安全。以上的形容词，套在马来西亚历史悠久的华团身上，这种时候，却是恰如其分，同时也让人感慨万分。

马来西亚华团历史悠久，在八九十年代更曾经是响当当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推手。1982年，董教总为了突破华教发展困局，采取“三结合”策略：结合执政党、在野党和华团三股力量，提倡“朝里有人好办事”，一起争取和捍卫华教利益。华教四君子 郭洙镇、许子根、江真诚和王添庆在董教总的委派下加入民政党，以“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四人更相继官拜副部长、首席部长、行政议员和政务次长。

但眼见打入国阵的大将们，转眼间就被国阵“纠正”后，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在1986年首次提出“两线制”民主理念，即执政党和反对党互相制衡。就此，以董总前主席林晃升为首的27名华团人士，在1990年大选前夕集体加入行动党，壮大反对党的声势。选举成绩显示了反对党雷声大、雨点小，改朝换代终究功败垂成。但总括而言，那时候的华团，有强大的战斗力；在社会和政治课题上进退有度，对抗当权者的时候可以坚持立场，不亢不卑。这种特质，既让博弈的对手感到头痛，但也获得他们真正的尊重。

而眼下的华团，身处大国崛起的局势里，却毫无底线的自我阉割，只懂得一味逢迎，以牺牲本国自主权，换求在经济商贸圈子里分一杯羹。这实在让那些曾经带领本土华裔争取自身权益的先贤情何以堪。话说回来，无论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还是小国和强权之间的谈判，往往决胜负的不是实力，而是意志力。经典博弈论里有这么一个对比，那就是作为弱势的一方，最大的筹码往往是关键性的破坏力，也就是所谓的“成事不足不要紧，败事有余就够了”。大国之间能靠“相互保证毁灭”这种恐怖平衡保持和平。如果力量悬殊，那弱势一方则必须懂得四两拨千斤，靠打下关键的桩脚，占据有利的战略位子，逼强权让利、就范。在这里，笔者以此和马来西亚华团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