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才读三年级，9岁。除夕大清早母亲还有割胶直到中午才回来。母亲回来依然带着一身树胶的酸味，而且愁容满脸。

母亲说：“还了杂货店钱，只有一块钱过年。一块钱怎么过年呢？”

母亲真的掏出一块蓝色的小币：一令吉。我印象深刻。 （那时父亲不理我们的，我们兄弟姐妹4人吃饭读书生病全靠母亲。）不能回外家借，外公把女儿当作泼出去的水，借钱救济一切免问。

也不敢告诉婆婆，我伯母和几个姑姑都是势利眼，经常嫌我母亲割胶身上很臭，而且常嘲笑我们兄弟姐妹是下等人。

我记得那年我们没有过年，哪都没有去。兄弟姐妹4人年初一都坐在家里。母亲搓面粉团给我们吃。年稚的妹妹还一直问母亲，“我们几时去买新衣服？”我看见母亲的眼泪从脸颊像断线似的流下来，她什么话都没说。

年初二母亲就去割胶了。因为一天不割胶就一天没收入。每次可以割到七、八块钱，够我们一家5人继续吃面粉团。

很多年过去了，母亲挨的苦真不少。弟妹们可能不知道，但那时我已经十多岁了，看着母亲每天为钱发愁。我脑海一直无法磨灭母亲对着我说“我们只有一块钱过年”的忧愁模样。

我那时就立誓：以后我长大要很努力赚钱，不要让母亲没钱买菜没钱买年货。但后来我并没有赚很多钱，反而是弟妹赚的钱比我多，都是他们给母亲钱花。有时弟妹们会责备我什么都让母亲买，甚至变成纵容，我每次都笑笑说“随便啦！她喜欢就好。”其实，母亲以前吃过的苦，我们能让她多享受又何妨？况且，还有多少年可以如此纵容母亲呢？

说起弟妹，就想起母亲自小叮咛我的话。她常说：“以后我不在，你是大哥，维系兄弟妹们的一世人的感情，就看你懂不懂当人大哥了。”母亲也交待：“当大哥的，不可以计较，不可以占弟妹便宜。”

刚刚出来工作那两年，薪水每个月RM470，过年也没有钱给母亲。那时过的都是最简单的年。家里也没有什么亲戚，当时我的两个妹妹和弟弟还在念初中，家里没钱过年就只是在家看电视。唯一的娱乐是问我要不要赌博，因为全年只有年初一家里是解禁的。我不会赌博，对玩牌也没兴趣。不过为了不让弟妹们扫兴，只好应酬着玩唯一会的21点。

记得那几年，每年都要准备至少五六百令吉储蓄出来，准备赶快输给他们3人，输完就收档。

让他们每人各自开心的赢走我百多元，这样他们就有钱花了。我向来少花钱，每个不想过的新年就在家里读一部金庸小说，由第一回合读到四十回，年也差不多过完了。

我几乎每年都这样输钱，输到弟妹们念完中学为止。大妹念高中后就自己去上门教邻居小孩补习自己赚钱，小妹去帮阿姨开的洗发店帮人洗毛巾赚零用，我弟弟最没有用，他说他只要负责在家吃拖鞋饭就好。

当大家都懂自己赚零用钱后，再没有人新年问我要不要赌博了。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恐怕有25年以上，我就没有玩过赌博了。

所以每次新年看到扑克牌，我都会想到刚工作时故意输完钱给弟妹的情况。

那种日子过去了，现在新年轮到他们给我钱过年了。我妹妹常问我花红够用吗？我说应该够的，她还是会进钱给我。有时她给母亲过年的钱，会向母亲说这包括我给的。我弟弟多数包办完家里新年更换器材、添购家具的费用。

今天为止，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钱还是不太计较的；反正一家人，用在谁身上，或谁要用就谁先拿去吧。感情永远比金钱更有价值。

母亲说她生4个孩子，是希望手足间可以友好和相互照顾，所以她最担心孩子失和。兄弟姐妹之间如果为钱反目，那是一件令父母痛心疾首的事──她这个心愿，就靠我这当老大来为她坚守维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