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演出以来广大观众对银星艺术团的空前热烈支持，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100%完成了这次演出的目标：第一，为灾民筹款；第二，提倡有意义的文娱活动。这些远方来的客人透过这次义演向我们伸出友谊的手，我们要珍惜这一份宝贵的友谊能继续发展下去……

——1971年4月1日，杜志昌先生为银星艺术团赈灾义演致词

纵观新马近百年歌艺表演发展脉络，不难察觉数个大型的境外中文歌艺合唱团多于政治敏感或者战乱爆发时代“南来巡演”，形成继“南来文人”借由“文字”，即散记等创作之外，另一种作为承载“新马史”的传播媒介力量。

自1920年代末开始，除了黎锦晖打着“宣扬爱国精神”的旗帜，率领“中华歌舞团”的南来演出，种种国安政治动荡如卢沟桥事件、抗日事件也相继激起了中文歌舞巡回表演的新浪潮。其中1938年12月，中国武汉合唱团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以宣传救亡抗日、筹募“侨胞”义款为由，花了将近15个月时间南来新马各地进行歌咏、戏剧等舞台演出。虽然类似的大小型中国南来歌艺表演自50、60年代因中国内政因素一度中断，但有趣的是，迈入1970年代初期，即敦拉萨政府计划与中国施行新外交政策时段，迎来了另一组由香港长城、凤凰、新联电影公司艺术演员组成的“银星艺术团”，为1970年末的吉隆坡大水灾进行募款赈灾演出。

银星艺术团开启马中建交序幕

上述的前两个文艺团体南来巡演史，均已有专书梳理记录。而至于“银星艺术团”在新马巡演的始末，则自2014年方由黄琦旺女士编著、由学文社出版成书，名为《在那光明的季节里——1971年香港银星艺术团吉隆坡赈灾义演始末》。此书面世无疑缝补了关于1970年代马来西亚左翼中文歌艺巡演现况的一些史的碎片图像。

编者在《在那光明的季节里》交代了银星艺术团赈灾义演的活动始末——从大马与中国两地邀请接洽过程、艺术团员参与彩排活动、在国家室内体育馆演出现况等资料皆详细梳理。与此同时，本书在最后一章总结出了关于此赈灾活动的演出意义，即银星艺术团成功登陆大马演出，开启了马中建交的序幕。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编者认为该团演出所留下的遗绪，生发了一股“新的爱国意识”——从对中国向往的乡愁意识转向关注本土的“马来西亚”爱国意识。这或许是大马华人对于“国家”认知的转折点。然而，本书并未就此观点再延伸论证。或许我们可就70年代以后的大马艺术表演文艺团，如春雷大汇演等活动再一番叩问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