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执律师业长达50多年。我在英格兰和威尔斯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欧洲法院处理过450多起案件。这些案件都在《案例汇编》 报道过。

毫无疑问，在其他10个共和联邦国家中，独立大学的案件，是我办理的案件中，最有趣，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案件。

这案件所激起的情绪，对我的生命构成了威胁。这件事严重到， 最高法官不得不发表一篇公告指出:我这次代表上诉人（独大），只是在履行我作为辩护律师的职业责任。最高法院还下令， 代表对方的总检察长，必须为我安排全方位的保护，确保我的人身安全。

我在法庭陈词中指出，政府拒绝一所私立大学，行使其权利使用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那是“违反宪法”的。我很感激，法官在判词中，记录了我在法庭上， 表达得“强而有力，但不渗杂强烈情感”的陈词。

我在诉讼双方互不相容的陈词中，呈现出一场辩论。在多元种族和多元语言的许多国家中，这类辩论，一方面反映了国语作为团结因素的的重要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否定的情况下，应尽量加强少数族群使用母语权利的重黑褐性。

纯粹从法律角度来看，在这独大案件中，多数法官和少数法官之间的分歧，是在双方各自强调了宪法第152（6）条款中的不同词汇。这是关键的相关宪法条款：除了必须使用国语之外，“不论是为了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包括‘公共当局’的用途或目的”这项条文禁止使用其他语文。

针对上述的斜体字（“公共当局”），宪法第160（2）条款所给予定义为“行使由联邦法律或州法律所赋予权力的法定当局”（这里 “法定当局” 就是法定机构）。多数法官强调的是条文中的“当局”一词；少数法官则强调条文中的另外一个词，即“权力”。

尊贵的联邦法院5司会审的判词中，赞成与反对的法官比例为4对1，其中巫裔法官占多数。提出异议的，是唯一的华裔法官。这一个事实，不能也不应该被视为其中一方已偏离了具有最高司法标准的智力、诚信、或独立性。

相反地，它提醒人们，当任何国家的法官履行职责，解释具有重要政策内容的宪法条文时，必然会受其自身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所影响。2000年，在英国才生效的人权法令，令我们才认识到这一点。

我曾涉及这一开创性案例而受到启发。我在伦敦大学法学院讲了一堂课（后来，我的讲稿〈少数民族语言与法律〉，曾发表于1987年《当前法律课题》杂志）。我这篇讲稿探讨的是，当时一些特定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法院，以不同方式处理了这一项敏感课题。乍看之下，把私立大学诠释为“公共当局”，凭直觉看来是反常的。

华教团体提出挑战，委托多名法律知名人士，如女皇律师韦德教授（Sir William Wade QC）、女皇律师罗林森（Sir Peter Rawlinson QC）等，共同撰写支持性的法律意见。罗林森女皇律师后来被封为勋爵。他曾担任英格兰和威尔斯的总检察长。针对这些法律泰斗的观点，马来西亚联邦法官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只用了一句话加以驳回。结果，法院判决我的当事人败诉。

联邦法院的判决就是现有法律。除非修改宪法中的相关条文，取消这项法律限制的根据，这项法律必须保持原状。从1978年开始，已废除了上诉权利，即宪法案件可从联邦法院上诉到伦敦枢密院的权利。这么一来，任何申请准予上诉的努力，那是“白费心机”的。这里借用的是总检察长的话。

假设伦敦枢密院对这样的上诉会作出判决，那只不过是一种毫无益处的猜测而已。但是，我确实曾向我的好友和导师托马斯宾汉爵士 （Sir Thomas Bingham）提起这个决定。过后，他曾担任主事大法官、首席大法官、上议院资深高级法官，而成了“三冠得主”。他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至少那是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对普遍公认的独大有利。诚然，这纯粹是非官方的观点。

尽管如此，这联邦法院判决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有待解决和受争议。这是否意味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中学和小学（以及情况类似的淡米尔语）也是在违宪运作？

我曾经阅读过的一些文章和演词，总是强烈地，有时是情绪化地对这个问题，表达了截然不同或相反的观点。这里我要提出4点：

一、首先，联邦法院从来没说过，法院的判决置疑母语学校的合乎宪法性。

二、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的唯一司法断言，明确表示：“允许华文学校或淡米尔学校继续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见主控官诉马古丁案承审法官阿兹米的话）。

三、不论是从“权威” 还是 “权力”的视角来看，大学职能和学校职能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表明，从一实体到另一实体作出同样的理解，那是不合适的。

四、在国际层面上，人们对维护和保护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尤其是对《1996年世界语言政策宣言》，越来越敏感。在这种情况下， 对那些有意挑战以母语（非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者，是非常不利的。（这类学校在宪法制定前，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大家认为，这类挑战是不可能的。

我以一个主讲者、讲师、法律顾问、辩护律师、仲裁人等身分，近四十年来多次访问马来西亚。我深深爱着这个国家，因为它拥有丰富的多元性。我还有许多来自主要族群的朋友。我（作为格外谨慎的局外人）充满敬意地认为，华文独中运动设立了60所中学，它们有的是具有极大献身精神的创建者和支持者。这是一股品质优良的力量，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绝对不具有任何威胁。

1960年代末期的黑暗时期，当时，正是审理独大案件的年代。在公民和他们的代表的脑海中，还历历在目，但是，它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本书（《200年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柯嘉逊著，2019年12月董总出版）作者对这项事业的献身精神，显现在他的实践行动中，而不只是在他的言词中。他通过技巧和学术研究，把华校运动史诗般的历史，呈现给更广大的读者。我很荣幸受作者之邀，撰写这篇序言。

（杨培根译）

（麦克贝洛夫女皇律师(Michael J Beloff QC)，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Oxford Trinity College）前校长，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财政，马来西亚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法律顾问。1981 -1982年间， 代表独大起诉马来西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