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寺在这一天恢复对外开放了。我有点惊讶，两天前它的大门还是紧闭的，而且有两个门卫站在外面，让人有戒备森严的感觉。寺门口也搭起了棚子，不过那是安检的地方。就像这10年来的北京地铁站，所有进清真寺的人都必须通过安检。清真寺对面的大马路可以被视为牛街的中心，那里挂了一条典型的红色横幅，上面印着“平等是民族团结之本，和谐是民族发展之魂”，而背后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中国56个民族的卡通形象。在横幅后面的还有3个非常年轻的警察，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圈，手持长棍或盾牌，表情严肃地站岗，看着来往的人群。

清真寺外有很多人在合影。一群巴基斯坦游客正被几个中国人包围着。中国人纷纷拿出手机照他们。巴基斯坦游客全都是男的，他们身穿风格简约的传统服装，头发梳得很整齐，有的还戴着墨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不过他们倒是看起来很坦然、愉快，面带微笑，表现得很从容。

深受欢迎的还有两个英国女子。那是一个孟加拉后裔和巴基斯坦后裔，两人都戴着眼镜和头巾，丰腴、年轻，看起来像是大学生。她们在清真寺的栅栏处被一个像是摄影师的中年穆斯林男人拦下，男人要求拍她们，她们欣然同意了。照完相后，男人还和她们合影，告别时大家拿出手机交换联系方式。就在这时，周围的人也走上前，轮番提出合影的请求。英国女子很友善，答应每个人的请求，但很快她们就意识到情况不妙。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和她们合影，有的人还热情地挽着她们的手。在照了几张照片后，其中一个英国女子笑着向同伴喊道：“跑！”两人便快步朝清真寺走去。

我尽可能地和所遇见的外国人交谈。我发现我遇见的绝大多数都是巴基斯坦人。除了游客，他们有的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有的是在北京上学的留学生。爱莎（Aisyah）也是在这里求学的留学生，不过她是马来西亚人。她是我那天遇见的唯一同胞。

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爱莎了。走在人潮中时，我突然瞥见有个戴棕红色头巾，身穿可巴雅（kebaya；一种起源于爪哇满者伯夷国 Majapahit Empire 的女性服装），肤色呈棕色的年轻女子。她身边伴随着一个中国女子，正在用英语向她介绍牛街的情况。出于某种直觉，我当时就猜这个女子应该是马来西亚人。这很有意思，我想起我的德国朋友汉娜曾对我说她总是能轻易地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胞来（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没开口说话的情况之下）。除了个别容易辨认的面貌特征之外，穿着和气质自然也有助于辨认。

人群熙熙攘攘。爱莎和那位翻译瞬间就消失在视线之外。我的注意力也很快被其他事物吸引。但过了一会，她俩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尾随她们走了几步。正当我准备拍爱莎的肩膀时，我看见她挎着一个黑色，印着“马来西亚”字样的布包。那是很典型的布包，价格不贵，经常能在旅游胜地或超市里看见，上面总是印着马来西亚的象征物，比如说月亮风筝、椰树、犀鸟、木槿花或双峰塔（爱莎的布包上印的正是双峰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