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四〇年代，书肆间出现一位女作家，十分火红，短短一年间，所着书籍一版再版，竟达六版，前后五版共销一万五千册，在物资贫乏的时代，格外难得，这部书就是林淑华的《生死恋》。林淑华原名方德闳，后改名方健明，林淑华为其笔名，自一九三五年开始，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但一直要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伉俪》月刊连载《生死恋》后，始让林淑华暴得盛名。

《生死恋》的成功实出乎林氏意料之外，小说自连载始，就受到读者的强烈回响，作者林淑华收到不少读者嘉勉的来信，而《伉俪》编辑吴好好的亲友，甚至等不到下期《伉俪》的出版，特地赶到舍间来看林氏样稿，可知其受欢迎程度（详见〈自序〉）。同时，不少名家也写了评论文章，如胡山源认为《生死恋》一书与作家巴金的《家》、《春》、《秋》殊途同归，是一部对“旧制度之下的旧家庭，旧社会”鞭挞的作品，因此“如果只当它恋爱小说读，那就未免小观了它，真与‘买椟还珠’一样的可惜”（详见〈胡序〉），而刘钊更是将《生死恋》视作现代版的《浮生六记》，已“跳出庸俗的恋爱小说的窠臼。笔法是清新的，娬媚的，颇有独创一格的特点”（详见《主妇之友》广告词），给予相当大的评价。

然而《生死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林淑华小说结构的新颖，或是文字的精美，诚如周振甫所言：“就写作的技巧说：《生死恋》诚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详见〈六版后记〉）。它之所以能引起反响，很大程度与它是“有其人，有其事”，字字写实的爱情故事相关。《生死恋》叙述的正是“林女士和她的丈夫徐惠民医师结合的经过”，林淑华出身在旧社会的富裕家庭，由于门庭悬殊，徐惠民与林淑华的恋爱，受到林氏家人的反对，然而两人仍暗中往来，经过多年的挣扎反抗，最终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取得医学博士学历，开始行医生涯，得以和林淑华冲破种种“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共结连理。然而天意弄人，两人结婚两年后，徐惠民就因急性肺病逝世，留下两名幼女，正是这万念俱灰、前途茫茫之时，“《伉俪》月刊编者吴好好先生建议我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书写出来”（详见〈三版后记〉），怀着对丈夫的思念，林淑华将她们的故事化成自传式小说，也因《生死恋》血与泪的真实故事，林氏的不幸，特别为读者同情，加上民国时期新思想冲击下，对婚姻自主的追求，无不促成该书的畅销。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林淑华留在中国，或因《生死恋》一书的畅销（笔者所藏港版《生死恋》，封面就强调它是“香港电台广播小说”，可见受欢迎程度），加上政治因素，使六〇年代港中两地资讯不通，香港出版界得以避免大陆作家的版权追诉，因此将一系列作品翻印，统统化为“林淑华”的著作，形成一系列署名“林淑华”的伪作。

这些伪作，除了翻印民国作品以外，也盗印香港本土作家。其中许定铭先生发现，“由香港三达出版公司印行，署名林淑华女士著的《婚变记》，就是作者和内文都胡乱组合的超级“伪书”……随意一翻，即知道是苏青的《结婚十年》”。而由艺海书店经销的《乱世风情》，经笔者比对，实际是刘以鬯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出版的《蕉风椰雨》，内里除了扉页和封面封底不同外，内文、插图、页码完全一致，可说是改头换面盗印的“典范”了。其他伪作还有《倾城之恋》、《都市风情画》、《心魔》、《芳华怨》、《春梦痕》等。

由于林淑华的伪作甚多，加上“从一九八三年浙江文艺重印的《生死恋》中知道，林淑华其实只写过《生死恋》”，因此刚收到这部署名林淑华的《主妇之友》时，也就一并将它视为伪作，并不重视。但转念一想，林淑华伪作系列，实际要到香港五〇年代末才开始成型，这部书版权为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两者时间上并不相符。且书前有广告词，宣传《生死恋》六版的刊售，一般伪作，并不需要加入广告词宣传，提高成本，而《生死恋》六版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也与此书刊印时间相近，种种迹象显示这部书似乎有些蹊跷，且让我们层层剖析。

《主妇之友》内页，映在眼前的尚有两篇序文，由黄嘉音和林淑华所撰。黄嘉音何许人也？据黄序所言，他与《生死恋》的男主角，也就是林淑华的丈夫是同学，“虽然不是顶熟的，但也谈过几次”，而和“林淑华女士却是我在这位医生病逝以后才认识的”，与林淑华在《生死恋》〈自序〉所言：“到了三十五年七月……为了生活的逼迫，我开始走上投稿的路……由于投稿……我也认识了……《家》编辑黄嘉音伉俪等”一致。带着这样的概念，进一步审视《主妇之友》中，林淑华〈自序〉，发现其真实性甚大。首先，〈自序〉也强调她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开始投稿，时间点与《生死恋》相符，而这些文稿主要是关于“家庭方面的稿子”，陆续在《申报》、《大公报》和《大晚报》上发表，经读者及友人（很可能就是黄嘉音）的怂恿、函促，才一时兴起，完成搜集和修改旧稿的工作，将这些稿子集结刊行。而前文提及的黄嘉音除曾在《家》月刊任编辑外，同时还兼任《申报·自由谈》编辑、《大美晚报》副刊编辑，《大美晚报》的前身即是《大晚报》，与林淑华〈自序〉所言投稿处相同，由是这部书的促成很可能与黄嘉音相关，无怪乎序文会找黄氏撰写了。

确认序文的真实性后，紧接则可审视书中的内容，尝试就里头的蛛丝马迹，推断这部书是否确为林氏著作。此书以日记体裁撰写，共分三十五个条目，每条各有主题，从主妇之角度，写一对新婚夫妇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期让读者获得家庭方面的知识。其中书中的丈夫“伟成”，正是一名医生，与徐惠民身分相符，且在〈二月十日 远足〉条中，出游地点“江湾叶家花园”，就坐落在徐林夫妇身处的上海，上述各吻合的共通点，似乎不能单以巧合解释，这些内容很可能是林淑华亲身经历所改写，不怪得全书读起来，虽较机械式地传述女界必读的家庭知识（诸如家庭娱乐、医药，婆媳、姑嫂关系，如何抓住丈夫的心及小孩等事项），但也像极有情节的小说，读来情意绵绵，节录〈十二月十八日 座谈会〉对话，可见一斑：在回到卧室时，伟成却笑嘻嘻地问我：“她们说了些什么，关于我俩的生活。”

“有的，她们羡慕我，说我嫁了一个好丈夫。”我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不料，他却出我不意的在我面颊上吻了一下：“我想：她们也一定羡慕我，说我娶得了一个好妻子，对吗？亲爱的云！”

透过上述分析，《主妇之友》绝大可能是林淑华的作品，或因年代久远，才导致林氏遗忘了这部著作的存在，加上一九四九年，国共政权交替，书籍流传受限，可能也造就这部书不为大家所留意的情况。再者，《主妇之友》最后几条竟诉说“丈夫伟成”出轨交际花的内容，虽然黄嘉音和林淑华在序文中强调“末了几节，根本是杜撰出来的”，但这段内容无疑会让读者怀疑，乃至影响《生死恋》或现实生活中徐惠民作为好好丈夫的形象，因此为了避免两人美好的爱情记忆遭受破坏，这部贫困时期的谋生之作，自然也就成了林淑华选择性遗忘的作品。《主妇之友》的重探，不只能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林淑华和徐惠民两人婚后的感情世界，透过内文的描述，还得以窥探民国摩登女性对爱情乃至婚姻的自许，值得读者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