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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7 07:30:00  2153115
刘惟诚.国会应否辩论交棒?
纯粹诚见

近这几天,大马政坛虽然依旧多事,但要说最能吸引到我注意的,就是一则与林茂区国会议员凯里有关的假消息。对,就是凯里被传打算在国会提呈一项私人动议,要求国会辩论首相交棒的议题,以扫除攸关国家接班人的不确定因素。这个消息,从某个程度来说,是很正面的,因为有留意大马政坛的国人都很清楚,纵然当下政局纷乱,但百变不离其宗,509后一些议题的根源,其实都跟相位竞争有关,能够将之摊在阳光底下讨论,确实能避免很多争论。

可惜,这较后被证实是假的。凯里得知有这个消息后,就连忙站出来澄清,说他从来没有向国会提出这项要求。随着当事人的否认,这个消息很快就沉寂下来,并被紧接下来的政治议题,比如公正党党争、拉曼大学学院拨款风波等事掩盖。但我还是觉得,透过国会来辩论首相交棒之事,就眼下来说确实是个好主意,因为首相既为政府首脑,亦算是间接民选产生的,何以身为最高立法殿堂的国会,以及直接掌握民意的代议士,不能够公开讨论相位竞争?

要知道的是,首相是政府内最具影响力的公职,他并非由特定领袖或政党所专有,其虽然拥有宪法赋予极大的行政权力,但依然必须向国会负责,所以与其让首相职交接问题,交由舆论毫无头绪地猜测下去、让政客毫无节制地利用下去,由国会介入也算是另一个选项。更何况,默迪卡民调中心早已有言在先,指国人不满希盟政府的其中一点,就是迟迟无法对首相职权交接做出明确的规划,所以希盟民意的流失显然不仅是因为政策,也包括这方面的政治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典故。清朝皇帝康熙,很早就立了嫡子胤礽为接班人,但因为储君立得早,所以胤礽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势力,其他皇子也有足够时间尝试扳倒太子争夺皇位,其也因而掀起了后人称“九子夺嫡”的皇位争夺战。康熙皇帝在1712年,因为胤礽的骄纵蛮横、结党营私,而第二度废黜了后者的太子之位,并在之后拒绝再立皇储,直至1722年临终之前,康熙才借着遗诏宣布传位给雍亲王胤禛,为雍正皇帝。

雍正即位后,发现其父早期的立储方式并不实际,因为储君的名份早定,所以继位者容易自我膨胀,甚至建立朋党,但不立储又容易让皇室陷入储君之争,这种不确定因素对朝廷也很危险,所以雍正在1723年创立秘密建储制,皇帝会将传位诏书放入密匣内,然后在众大臣的见证下锁入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待皇帝驾崩后,皇族、大臣即可一起揭匣,并按隐藏在里面的诏书确立接班人。

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能让皇子贝勒互相监督,不至于自我膨胀,也大大减少爆发大规模储君之争的可能性,众臣也会深怕押错宝而对每位皇子有所避忌,不敢轻易结党营私。此外,民间也能知道接班人已定,稳定民心。当然,这个典故未必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因为相位不是皇位,能否接班看的是选票、政治版图和魅力,但从这个典故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明确的领导人接班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能起着稳定民心、稳定社会和压制投机人士的作用。

无论是康熙的公开立储,还是雍正的秘密立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考量,即要借此稳定民心、稳住政权。古代如此,现代亦然。现代宪法政治的存在,也是为了要确保国家拥有明确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领袖任命(接班)方法、任期与路线,任何人若不按规定委任或接任,都一概会被视为违宪,这种安排的主要考量,其实和这些清朝皇帝的考量相似,就是要有明确的继承纲领,以建立稳定的政府、降低市场激烈浮动的风险,以及阻止投机者发动政变。

当然,这些制度我国都已经完备,但问题在于希盟竞选时公布的相位接班安排,已随着时局发展而存在各种变数,无论是接班时间表还是接班人选,我们都感到极之混淆,这些不确定性已令民众和商企对大马的未来政局感到忐忑,更别说会对国家前景有何憧憬。一个称职的政府不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再者,首相是影响人民福祉的重大公职,这不应是一两人可以协议的东西,选民有权利知道其中安排,既然你们迟迟下不了决定,不如由获得选民委托的国会代劳如何?

作者 : 刘惟诚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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