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一代大儒钱公宾四先生溘然长逝。他的离世与当时竞选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密切相关。陈水扁大力指称位于东吴大学内的素书楼，乃公家资产，钱公不得霸占，理应归还人民以及政府。钱公得悉以后，大方迁离，目前网上还可以看到当日的实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96岁高龄的钱公，由于无法适应台北市的吵杂，夜夜难眠，终于撒手人寰。迁离的当日，钱公问学生：“我迁出后，这里会怎么处置啊？”学生回答说：“做您的纪念馆。”钱公听后哈哈大笑：“人活久了，真好。什么事情都会经历。”

时间回溯至1967年，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一代大儒马一浮先生被当时名副其实的孩子抄家，老人家哀求红卫兵们说：“留下一方砚台给老朽好不好？至少可以写写字。”打着人民万岁旗帜的红卫兵，当然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给马先生。至于有没有对长者拳打脚踢，目前尚未看到相关资料。过了几日，马先生便哀恨逝世，享年85。两位大儒的这种遭遇，在古代是不可想像的。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大儒郑玄途遇黄巾贼大军，对方知悉眼前已届耄耋的长者乃郑玄其人，数万人下跪礼拜老师，并传令不得入县以防惊扰长者。贼而有情有义，不能说全无文化。换作是今日，老师再大苦劳，估计至少也免不了一顿羞辱。时移事变，人心叵测。要知，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民主和人权理论，共产主义也自有共产主义的民主和人权理论，各自不同，而唯一相同的便是同样的不圆满，同样的造成诸种灾难。而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艰苦建立起来的文化和教育大业。宗教亦然。

看看时局，不难发现，同样的问题无日无之。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口号的人，当别人的意见和他相左的时候，情绪暴烈，恶言相向，丧失理智，甚而至于欺凌他人的言行，全球范围内，在我们的身边，不断重演。时代确实是变了，今天不是孙中山先生的那个时代，也不是马一浮先生和钱公的那个时代，然而人的劣根性并没有因为教育的普及，以及手持理论的貌似伟大和先进而有所改变。

事实上，不能平心静气，不带怨恨、暴烈以及恶毒之念地分析和思考问题，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看似高尚的理论，只不过是些欺人的空论。打着种种主义旗帜的人，自己尚且不能身体力行，为了理想而有所节制，还如何奢望并要求他人如所空想般如实践履？无怪乎很多人会认为，那些口号响亮的人，往往极其虚伪。

从批判的角度思之，现行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论，难道真的完美而至于无须任何的批判以及反思吗？须要再死多少人，我们才学会反思西方文明呢？这是值得长期关注的大问题。对于一个还不成熟的理论，谨慎小心，并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