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效应，就好象马来西亚308大选，一样的震撼，一样的让建制派的政治人物搔头不解。还记得马来西亚308大选前，我们同样看到了连串的示威和社会动荡。当时净选盟和兴权会的街头游行，被执政当局标榜为破坏社会稳定、影响商业运作、加剧民生困难。时任首相阿都拉也同样轻视这些社会运动带来的爆炸性动能，结果让国阵历史性的失去国会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以及5个州政权。

至于香港特首的误判，则让香港建制派政党一次过失去17个区议会的控制权。当然，区议会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决策权，但是这个群体可以选出117名特首选举委员会委员，占总数1200人的十分之一，这些之前都是属于建制派的铁票。回顾香港近两任特首的选举得票，梁振英的689票和林郑的777票，尽可知道这117票可撬动的政治杠杆是何等的庞大。如果说中共中央对特区政府的要求是稳定执政，选出来的特首必须“爱国爱港”，那么这一次修例风暴导致的区域会选举结果，真正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年初在中央党校研讨会里提到要重点防范的“灰犀牛”事件。

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体形庞大、行动迟缓，远远看着似乎并没有威胁，而当它一旦被触怒、向你奔袭而来时，能够逃脱的几率微乎其微。由此而来，“灰犀牛”事件就是经济学上泛指非随机事件，而是在出现一系列警示信号和危险迹象之后，如果不加处置就会出现的大概率事件。工程学上有一个定律，在一次重大事故发生之前，已经有超过99次的小事故发生过了。但由于人们忽视小事故给出的信号、预兆、警示，或者即使看到危险信号也未积极采取行动阻止危机，而等到灾难真正降临时，才惊觉无处可躲、无计可施。

在实际政治操作里，“灰犀牛”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情，尤其在权威主义政府里更是常见。因为权威主义政府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由上至下的权力一元化；上级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并且不受挑战。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人固然唯命是从地执行上级指令，而当他向上级反映他所了解的社会或战时情况时，他都不会讲上级不喜欢听到的实况，而是讲上级想听的话，以免惹祸上身。当制订政策者凭主观意愿而不是客观事实去掌握情况，作决策判断，效果就会适得其反。无论是香港区议会选举，或者马来西亚308政治海啸的根源，就是这个道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固然是人民的主体意愿；因为没有稳定就没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这样财富就无法增长，生活就无法变得更有效率、更好。但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肯定会让人民产生更多的社会要求，以保护他们辛勤换取回来的财富和生活方式。当中包括社会公义、财富流动性的自由和政治选择的权利。社会公义确保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保障；财富流动性确保公民可以伸缩性的分配个人拥有的财务资源；政治选择的权利则让公民自由选择他们向往的公共服务制度，包括教育、卫生、社会安全等。因此，无论在香港还是马来西亚，稳定只是一个前提，但不是绝对，民意还是最终的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