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作者李慧玲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2019年星云真善美传播奖得奖人，本文为2019年星云真善美传播奖暨华人媒体论坛闭幕演讲内容。　　

❝当社会交由秒速的关注度主动，

失去宏观与深层次的思维，付出代价的是整个社会。❞

两个月前（编按：2019年9月 ），我和几位同事到吉隆玻参加《星洲日报》的 90 周年报庆。《联合早报》跟《星洲日报》有历史渊源，我们前身的一半是星洲日报。再过三年多一点，也就是2023年，《联合早报》和我们前身的另一半——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要庆祝创刊100年。

这个年代，报纸还能那么“高寿”，确实很不容易。2014年我去美国参加同业会议时，主办者也安排先参访几家在三藩市附近的几家美国公司。当我们去雅虎时，接待者积极地给我们做报告，但是大家兴趣不大，远不及去谷歌（google）时的兴奋，连餐厅都要拍照留念。雅虎（Yahoo）比谷歌、推特（twitter）等公司历史都久，当然它们是都是技术公司，不是媒体公司，但是现在，因为资讯科技的颠覆，对媒体公司来说，有基础和有前景是两回事，没有历史的可以在没有包袱的情况下创新；有历史的只能寄望“转型”，但是“转型”要考虑的因素更多；高寿的时候希望长生不老，这个灵丹妙药更不好找。

我当然没有灵丹妙药，也在上下求索。几次翻找新加坡的华文报业史，要了解创办人办报的理想比较容易，特别是20世纪转折前后出现的报纸，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华人报人的理念，对中国大陆局势的关注；但这些报纸和资料，谈到财务状况和实际运作细节的比较少。清末到民国初期，传播新思想时，办报似乎都是知识份子自然选择的路径，有一种浪漫的想像，满怀激情和理想。之后，大家对报纸的传播力都很看好，很多时候就这样前仆后继，一家报纸接着一家报纸地办，传承的是“要把社会改造得更好”的理念。

这种理念感动了一代代去做报纸的人。报纸应该怎么做，怎么负责任，怎么有公信力，怎么传达正能量，报人应该什么风骨，受到关注的是这些。愈是逆风而行，愈是体现这样的素质，即便大环境使得必须戴着脚镣跳舞，也要有自己的舞步。但我们都知道，现在做新闻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今天很多新闻机构、媒体公司，包括国际的新闻行业协会，经常在谈的是经营的问题，用怎样的策略，配合新的技术，吸引和留住受众。受众改变了，经营的方式改变了，因此一切运作不得不改变。“融媒体”怎么“融”，包括新闻室的座位怎么安排，流程怎么走，记者怎么一人做三个人的工作、成本怎么控制等等，管理者花许多精力在这些，编采新闻的同事跟着受影响。

从某个角度来说，新闻传播加上资讯科技的改变，也把传播行业推到颠覆时代的前端。单靠热血、学识、眼界和文采都不能成事，因为我们面对的，愈来愈是“数字”的考验。我经常跟内部不同报、不同组的同事交流。几年前跟联合早报副刊组同事谈时，他们问我对早报前景的看法。我的判断是：因为新加坡教育制度语文政策的改变，华文媒体的读者群缩小，本地市场短期而言是萎缩，但因为中国大陆崛起，我们长期还是有作为的。

我认为，我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把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清除整理好，把基础再巩固一番。华文媒体会重新起飞，不是在我这一代，而是在下一代人手上。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的历史角色，是让下一代人踩踏成路。传统上，副刊的同事比较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有同事立即反应：什么，还要等到下一代人，我们下来会不会被裁退？我们的工作保得住吗？

这是非常实际的反应。我没能做任何的保证。实际上，过去几年里，我们确实裁退了人，与此同时，我们又新聘了人。我们需要调整资源的配置。    

因此，我想提出的第一点：对这个行业来说，此时此刻，除了技术之外，吸引和留住人才无比重要。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人”和他们掌握的“技能”，以及团队的组成要更多元。

新闻传播事业已经不是文字和内容工作这么简单，当中有多种层次，除了传统上受到认可的文字、内容的生产能力，还包括技术含量、业务经营等，跟很多其他行业一样具吸引力，一样精彩刺激，一样需要最好的人才加入和留下来打拚。

1972年李光耀先生在一场演讲时说：最聪明的学生去了念工程系、理科、医科、经济等，不是那么聪明的就去念政治学和社会学。如果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就去当记者。当然，这是将近50年前的话，说的是新加坡。我认为，今天我们的新闻传播行业所需要的人才，并且是参与决策，甚至主导的人才，背景要更多元。

新加坡政府过去有一些教育计划，是要帮助培养掌握好中文的人才，为所谓的文教界“输送”教师和记者。这个本意很好，但是也显示对我们的行业的了解需要与时俱进。中文水准的要求确实是基本的，但是我必须说，新闻传播事业的人才库，必须更有包容性，除了来自中文系和传播学院之外，也需要吸收更多来自其他专业的人才。多元化背景组成的团队，才能够更有效地丰富内容生产、传送和经营方式。语文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对华文新闻传播者的最高要求。新加坡社会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点，未来新闻业者的来源和能力，恐怕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这对最终华文媒体是否还能继续吸引受众，会有相当关键的影响。

把优秀的、不同背景和专业的人才吸引进来是一回事，怎么把人留住或许是更大的难题。作为媒体公司，我们现在常常需要以初创公司的心态，去尝试，去改变，去吃苦，去摸索一条不同的出路。老牌媒体公司怎么去创造这种初创公司的环境，让同仁从自己的尝试和耕耘中得到满足，其实非常非常困难。这牵涉到管理层本身，还有原本就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和心态。

此外，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新闻媒体的管制或不管制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地方还牵涉到管制者对新闻业者缺乏尊重的问题。因此，在媒体行业面对阵阵冷风，成本紧缩之际，还要在吸引人才方面有竞争力，并且让人愿意留下，让他们觉得这个工作待遇不错，又有意义，有成就事业的满足感，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办法争取到优秀的人才组成班底，从事这个挑战艰巨的事业，那就更谈不上去争取受众了。

第二，我想提出来的，是社会怎样看待新闻传播事业面对的挑战。

媒体机构在寻找新的经营模式，面对运营压力的时候，自然会去做的是削减成本。有一些成本在技术可以取代人工，在人需要变通时，确实可以削减，但是当新闻机构被完全交给市场，而市场本身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摸索自己的运作和增长模式，那优质新闻面临式微的风险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清楚优质新闻在未来一代、两代人是否还有市场。因为在新加坡做新闻，我常会围绕新加坡的情况思考。现在我常听人家跟我说，年轻人都不看新闻了，年轻人都只扫短资讯和图片了，年轻一代看手机两三秒就换画了。还有一些人的说法是：报纸没有人看了。我经常想，你们告诉我这些现象，是要对我们表示同情，还是告诉我：这是你们媒体的问题，你们完蛋了。

我希望两者都不是。我们怎么经营确实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但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优质新闻的式微，应该不是只属于媒体公司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媒体公司从盈亏的角度，也不认为要去力挽狂澜，要花很高的成本去维护优质新闻，他们更需要去迎合年轻人的口味，用创意的方式去呈现年轻人要的内容，赚取他们的点击。这是市场的规律，由市场来决定，看起来是很合理。

我接触一些年轻人，包括我的学生和同事，他们都很善于提意见，很善于批评，很敢言，甚至很敢于坚持立场。这些我觉得都是好的，也很尊重他们的权利。我比较担心的是他们有好一些是在知道得很少或在了解比较浅的情况下批评与敢言。科技的改变让一切更便利，但是也让人的注意力更短暂，吸收资讯的方式改变，甚至吸收资讯的意愿也改变了。要应对复杂的世界，他们的知识结构需要优化。虽然我也很钦佩现在的年轻人很有创造力，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世界，但我觉得，知识、深度如果不够，对现状的理解碎片化，对这个世界会是相当麻烦的事。

因此，我觉得年轻人不看新闻，不读报，其实不是做新闻的人的事，是社会共同的忧愁。在新加坡，有关当局在规划未来时，会为年轻人应对未来的世界做规划和部署，教育部调整课程以做准备，在新加坡，孩子们得开始学多种新的技能，学编码。但是社会是否愿意积极投入资源，探讨如何让学生对时事发生兴趣，培养他们阅读——不是为了考试而阅读的习惯？这些可以更早地进入教育的课纲里吗？读报教育可以真正成为课室里的一部分吗？我不是为了要卖报纸而这么说，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些都交给市场，认为这是媒体公司自己的事情，盼望市场会有一些有创意的产品出现，那样的期望非常美好，恐怕很难会等待出理想的结果。当社会交由秒速的关注度主动，失去宏观与深层次的思维，付出代价的是整个社会。

今天提出的，是我从新加坡的视角出发，一些粗浅的想法，没有答案。现在跟人家谈话，知道我们做媒体时，都报以同情的眼光，尤其在新加坡这个人口不多的地方，尤其我们做华文媒体的面对着阅读人口的萎缩。或许也因为这样，我们很习惯一眼望去，不会都是看我们自己，我们一望出去，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东南亚的华人，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还有许多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这样我们感觉自己小是小，世界却很大；看到世界很大，我们比较受到鼓舞，我们希望更多与世界连接，让自己看到希望。

虽然前面我说，现在媒体行业不能单凭热血和理想，但是我也必须说，如果热血不够，没有理想，那这个事业也就用不上“坚持”两个字。难的工作，做得下来就更能够体现“坚持”的价值。今天，我还是要跟在新闻前线的同人说，你们，和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后面负责给你们的意义加上有不错薪金待遇的保障，你们在前线自己真的要去寻找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上，你们做新闻工作的意义。

而虽然新闻事业这么颠簸，但是我自己的价值理念很坚定。有学生和刚入行的同事问我，怎样可以做好记者的工作，我的答案总是只有一个，我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记者。我自己有坚守的原则、有对人对事对物的情怀。怎么做人就决定了我做怎样的记者，做怎样的新闻事业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