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谈到了伙食和做礼拜。我原以为饮食和履行宗教义务会是爱莎和其他穆斯林在这里面临的难题，但看来并不是。

“在北京找清真餐馆很容易，比香港容易多了。我在香港那两天只能吃水果什么的。”爱莎说。

爱莎永远不会忘记她在中国的第一顿饭。抵达北京那天，办完入学手续后，她已经饥肠辘辘。她独自到附近的西部马华餐厅，面对陌生、印满汉字的菜单发怵。当时她已经饿得头昏脑涨，就胡乱点了份皮蛋豆腐和一杯热茶。那是她第一次吃皮蛋豆腐，虽然不怎么喜欢，但还是吃下去了。后来，她逐渐熟悉周围的环境，能找到越来越多的清真食物。

履行宗教义务比找食物容易得多。最初学校准备了一间祈祷室给穆斯林学生，但出于某种爱莎也不了解的原因，祈祷室在3个月前关闭了。祈祷室的门上仅贴着一张简单的告示，通知所有人祈祷室再也不开放。爱莎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校园内有任何宗教活动的缘故，对此她也只是表示无奈。她改为在房里做礼拜，反正她也经常这么做。

还有不到一个月，爱莎就要离开中国了。她已经计划好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她去过天津、杭州、上海、深圳、香港、澳门，接下来她会去桂林和张家界，然后到福州，从那里搭乘飞机回国。当她如数家珍般告诉我她去过的地方时，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新马来人”这个词。这是我在奈波尔（V.S.Naipaul）的《不止信仰》（Beyond Belief）里看到的一个词汇。这部著作是奈波尔1995年在4个非阿拉伯国家——印尼、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旅行5个月后写下的。它也是另一部著作——《信徒的国度》（Among the Believers）的续集，这两部书谈的都是奈波尔在这4个国家的见闻。在《不止信仰》中，关于马来西亚的内容有一章被命名为“新楷模”，讲述了一对年轻的马来夫妇的故事。女主人公娜荻莎出身良好，住在吉隆坡，而她的丈夫则来自乡下，他们的村子里仍然沿袭着苏门答腊的母系社会传统。但娜荻莎看中的是丈夫的野心勃勃和实干精神，认为他是新马来人，是新楷模，所以即便两人在许多观念上有分歧，他们还是结婚了。后来，毫无意外，娜荻莎和丈夫离婚了，她最终认为丈夫其实一直以来都像只“椰壳下的青蛙”（这是印尼和暹罗的谚语，和中国的“井底之蛙”有一样的含义），和环境格格不入。

印象中我从未听过“新马来人”这个词。在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后，我发现“新马来人”这个概念是在90年代初由当时的雪兰莪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提出的。当时莫哈末泰益也是“宏愿团队”（Team Wawasan）的副主席之一。“宏愿团队”是时任副首相的安华所领导组建的团体，旨在配合时任首相马哈迪在1991年提出，要在30年内使马来西亚成为先进国的宏愿（Wawasan 2020）。“宏愿团队”在1996年瓦解，“新马来人”这个概念也随之消失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