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反毒战争’，我本可以和儿子一起过圣诞。”

56岁Normita Lopez的声音充满了怒气。她年仅23岁的儿子Djastin，在两年半前被射杀。他是总统杜特尔特暴力浪潮记录中，5526名受害者之一。

在他被杀害的那天，Normita，一名苗条和容光焕发的女士，自觉感到会出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阻止他离开。“

在过去的6个月中，我的团队与她两度会晤。第一次是马尼拉汤都区的单间小屋，那是她与家人居住的地方。但是，由于她拒绝受访保持沉默，在接受了其儿子的血腥命运之后，Normita不得不逃离家园，现在与该城市另一个地区的亲戚住在一起。

Normita仍然可以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天下午的事情。她的儿子从朋友那里收到一条短讯，要求他出门。他在消除了母亲的担忧后，匆匆离开。

“每个人都称他为‘Tirik’（指癫痫发作时眼睛的动作），因为他患有癫痫症。”

几个小时后，她从邻居那里收到消息，说警察正在铁道开枪。她拼命试图联络她的儿子，但无济于事。夜幕降临。

同一邻居带回来更多的消息。“Tirik 死了。”

Normita赶到了犯罪现场——她的思想集中在儿子所穿的衬衫颜色和品牌上：鲜艳的黄色耐克（Nike）。据邻居说，受害者当时穿着蓝和灰色。

“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我还是哭了。”

她跑到铁道交叉口，直到她被带走前，瞥了一眼那具尸体，摊在几名被捕的村民旁，并受到数名警察的看守。

随之而来的是，Normita的视线越来越模糊，她怀着悲痛，试图靠近那具尸体。但她一再被阻，理由是犯罪现场的成员（菲律宾国家警察）缺乏足够的证据。

“我只能哭了又哭。”

早晨带来了最新和绝望的消息。Normita现在可以看尸体，并再次崩溃。现在毫无疑问：她看到了Djastin的脸庞。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被获准接近他，他们的家属也不获准领回尸身。

几天后，警方证实Djastin在枪战中被射杀。

但是，Normita随后开始听到传闻指先到达现场的几名警员已经将Djastin的尸身摆好，让他看起来好像双手没有擧起来，以掩盖他实际上在被枪杀时已经投降。

“他们为什么不逮捕他，”她问。“他举起手了。”

她认为这是在掩盖事实并感到非常愤怒，Normita此后开始公开发言，甚至对政府提起诉讼。此外，她还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如今她是Rise Up——一个支援法外处决的受害者家属的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

我的团队可以感受到她的热情，她说：“我想通过分享我的经验来为这些家庭提供帮助和陪伴。我们都曾经有心爱的人被杜特尔特的反毒战争杀死。“

一名母亲的悲伤是深沉及巨大的：“有时候……我幻想他就睡在我身边。而我可以紧紧地抱住他……我哭了又哭。我的（其他）孩子会告诉我说”妈妈，停下来，别哭了。“我说：”我无法接受。“但我为了他们试图表现正常。他们看到我笑了，忘记了。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一切。我仍然无法接受。”

然而，生活还在继续。她努力保持正面的心态，随着圣诞节的到来，她正在帮助受到反毒战争影响的约200个家庭准备礼物。

这是她失去Djastin的第三个圣诞节，但对Normita 来说，“圣诞节总是与家人有关。”他们会去拜访他埋葬的地方。由于Djastin的生日是12月31日，因此节日氛围特别让人感到酸楚。

Normita 脸色开始变得明亮，她参与了许多示威活动并在电视上露面。实际上，她甚至写了一首诗献给已故的儿子。自那以后，她背诵这首诗的视频开始疯传。

但是，Normita仍然不满意。她仍在努力为儿子打赢官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为了所有因杀戮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家庭而努力。

“警方曾试图贿赂我和我的政府以结案，但我会让他们所有人都感到羞耻。只要我还活著，我就会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