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安.反贪会办案不容行差踏错

关键点是，警方至今仍未独立证实窃听录音的来源，而负责审讯SRC及1MDB等案件的法官也仍没机会在公众法庭对这窃听录音做出鉴证，因而证据份属来历不明，反贪会和拉蒂法的做法，是否已经越权、亵渎法律公正，甚至是藐视法庭？

拉蒂法形容窃听录音的内容“令人震惊、龌龊和令人不安，当中涉及滥权、捏造证据以及公开官方机密的刑事成分，而且涉及政府高官”；与此同时，她将此窃听录音加以定位，认定内容“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滥用职权、犯罪阴谋、妨碍司法公正、威胁国家安全，甚至通过外国援助捏造虚假证据等”。

此外，拉蒂法也坚持这些窃听录音是属于新的罪行，在呈交总检察署及法庭之前将它公开，并不会影响正在审讯的纳吉各桩案件。

需要指正一点，拉蒂法这些充满定性的言词，现阶段暂属主观臆断，仍需法庭控辩双方鉴证，然后交由法官定夺。况且，我国司法制度允许不服法庭裁决者，另行司法上诉。

如果司法公义精神仍在，这个刑事法律程序，反贪会是必须尊重才对。

诚然，1950年证据法令条文第3及第17项早有指明，通过电子仪器记录的录制内容可当法庭证据，但刑事程序法第113条文也注明，针对警方查案时所录取嫌疑犯或证人口供的记录（包括窃听录音），法官仍有取舍的决定权。

因此，依据我国法律程序，反贪会显然不能先斩后奏，即使手上已掌握所谓的录音证据，仍需通过正途管道与程序，交由警方、总检察署及法庭定夺，才能确保公正与公义不受摧残和破坏。

争议二、在任首相也被人窃听录音，国家保安及基本人权，是否也被“暗势力”颠覆和破坏？

说句公道话，拉蒂法上位之前，经常传闻警方或反贪会高层调动，曾有查案档案与证据不翼而飞，使到受查的问题人物续获庇护。

际此希盟部长不停指控机制里出现暗势力架空政府实力和搞破坏举动，拉蒂法是否也因恐惧往后会有暗势力进行黑幕行动，将有关窃听录音灭尸毁迹，所以才要采取高调手段，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但最大问题是，拉蒂法亲口证实，窃听录音是在2016年发生，当时纳吉乃是时任首相。

此外，依据业界消息见解，反贪会揭露的录音清晰度比普通电话录音效果更高超，显示它可能是在获得发出手机SIM卡的电讯公司的机制配合下录制所成。

试想，在马来西亚，若连高高在上的首相也被窃听录音，并可用作未经审讯即可指控的工具，相信国人也会不寒而栗，到底指示窃听纳吉行动的监视单位，是何方人马？你不禁要问：我们的每日言行、社交网络抖音视频或留言、短信群组及电话语音，是否正被暗势力窃听录音、录影了？

争议三、窃听录音涉及的人士，层面深广，必会掀起连锁反应：希盟时代的暗势力有多猖狂？

根据拉蒂法发布的窃听录音，涉及对话的共有7人，被提及的人名则有20人，包括纳吉夫妇、两名前总检察长阿都干尼及阿班迪、两名反贪会前主席阿布卡欣及祖基菲里、阿联酋王储谢赫穆罕默德、阿联酋总统哈利法等。

去年12月吉隆坡峰会，无意间爆发我国与沙地阿拉伯之间的外交火花，岂料这次窃听录音又将阿联酋王储及阿联酋总统卷入纳吉涉贪案件中，碍于外交礼仪的庄重，相信阿联酋不会对我国执法机制公开讨伐，但肯定会因而对我国心存芥蒂。

要知道，沙地阿拉伯及阿联酋皆是财雄势大的产油国家，我们必须保持敏感度，确保双边关系不会陷入棘手的冷战，在伊斯兰国圈子里自讨没趣。但我相信，拉蒂法只是听信窃听录音的一面之词，完全忽略了外交这个环节。

回头再看问题根源，窃听录音里跳出关键人物反贪会前主席祖基菲里，他在擢升前，职位卑微仅为总检察署国家税收执法组前主任。在录音中，他被勾划为曾将SRC丑闻案调查文件的信息泄露给纳吉的暗势力人物，对纳吉预警：“他们要抓你！”。

拉蒂法指出，祖基菲里在录音中向纳吉保证，他和阿班迪可以合法地协助解决纳吉家族被反贪会及总检察署联手追查的问题。

后来，原任总检察长阿都干尼及原任反贪会主席阿布卡欣双双戏剧性出局，续后阿班迪被纳吉委任为总检察长，祖基菲里出任反贪会主席，而首相夫人罗丝玛则被视为吆喝纳吉达致这两项委任的影响力人物。

2018年大选中央政权易手后，祖基菲里和阿班迪又再相继戏剧性“被辞职”，但纳吉案件余波未了，相信前朝时代的暗势力人物，将会面对秋后算账的宿命。

其实，现在又已峰回路转，2016年窃听录音竟在2020年元旦后出现，未经警方及司法鉴证来源之前即被反贪会用来开炮。折射之下，是否意味暗势力已经换班，开始为当朝进贡了？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即然拉蒂法选择在查证前就抖出纳吉的窃听录音，她当然也应尽责于专业使命，维护公义才对。

英谚有言：“公义须受维护，公义更需在万众眼前受维护”，拉蒂法身为反贪会主席，必须懂得舆论禁忌，办案若无法达臻这个基础常规，无非等于是在演戏给幕后主子看，但反贪会势将因而丧尽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