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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2 07:50:00  2199663
黄大志.华人的面子文化
学者观点

去年原产业部长郭素沁出于善意,呼吁大马华裔应怀着感恩的心善待外劳,因为华人祖先也曾是外劳,从中国漂洋过海,经过披荆斩棘, 为建设马来西亚而作出巨大贡献。郭素沁此言一出,引来一些自尊敏感的华人纷纷反弹表示不同意,认为今天大马的外劳,有异于移居大马的华人祖先,不可将他们等同于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外劳,很失体面,难以接受。谁是谁非,我们尝试从经济史的层面探索一下。


无可否认,华人有爱面子和光宗耀祖的传统文化,虽身居海外,但这观念仍历久不衰。研究大马华人历史的学者,也多以歌功颂德为主,担心说了些不光彩的事迹,会得罪自己族群而被批评,特别是当前华人正在艰苦捍卫自己族群切身利益的时刻,指出自己的缺陷,不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 然而,“知耻近乎勇”也是华人的传统美德啊!追溯历史事实,不也很有教育启示?


大马华裔祖先大量涌入马来亚当外劳或苦力应从19世纪中期后说起,基本应了当时中国和马来亚的双边推拉因素效应 (Push 和pull factor),两者缺一而不成。推动因素指中国内部的穷困、大批农民缺田少地,生计难熬。鸦片战争后的满清政府元气大伤,对历来的海禁政策已无意严格执行,给沿海农民开放了更宽广的出路。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给出海者提供了一定信息,最吸引农民远赴南洋的是人口密集的珠江三角洲、韩江流域, 以及多山少田的福建省和位于福建和广东交界山区的客家人居住地。


拉动因素必须有移民接收国的政策支撑,允许合法入境并给予就业的权利。19世纪中期后华人大批移入马来亚,是应了英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帝国扩张的需求。随着英国工业化加剧发展、对海外原材料需求大增,马来半岛的殖民化,于是也从海港经济向半岛腹地的矿业和种植业延伸。此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及汽轮的使用,更缩短了航运时间和成本,给英国资本主义写上了新里程碑。这里要强调的是,19世纪中期前的华人移民人数极少,而且以商贩为主,其中许多娶了马来妇女为妻,但没信奉伊斯兰,保留了峇峇娘惹的身分,但也有小部分信奉伊斯兰,逐渐成为马来人。


据研究显示,在1880年到1940年间移居马来亚的华人是高峰期。按移民和马来亚华人人口比例计算,它是同期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人口比例的数倍。一时间涌来大批勤奋、但既穷困又低文化,带有浓厚组团结党背景的华族移民,在这片英国殖民经济开发地给他们提供的致富机遇中,华社出现了一个二元化现象。


创业先贤的商人领袖群是这一少数上层社会的一元。在马来亚这个新的殖民经济领域里,没有读书做官的门道,只有从商致富的途径。因此,华人之中事业心重又极为独立的一群人,当苦力外劳累积了一点资本,一有机会就会像英国殖民者一样,跨进种植业、采矿业和商业贸易等领域,自行独立经营。港主便是华人领袖向马来统治者申请获得的种植地开发权,种植各类有市场价值的经济作物。盛极一时的橡胶业,20世纪初十几年华资橡胶业占领先地位,后来才被欧洲人取代。


另一项华人很早就经营的就是锡矿开采。在1860年代初,华人的义兴公司和海山公司已从霹雳苏丹处领得开采权,后因两家公司数次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千人死伤,给予英国人调停机会并趁此介入霹雳州政治事务,于1874年逼迫霹雳苏丹及海山和义兴公司签订邦咯协定,接受英国驻扎官支配该州的经济事务,不久欧洲人的锡矿生产超越了华人企业。究其原因,自然是华人政治背景薄弱、资本小、管理方式传统及缺少金融银行支持。再说,当时许多华人较大企业和先贤商人与私会党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管理方式属于传统保守那一套,他们控制住占华人人口大多数的下层社会,属于社会底层的第二元阶层。


说白了,马来亚华人社会在二战前是一个相当“自治”的社会。基本上,为节省行政开销,英殖民政府采取的是间接管制和“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的政策。在此政策下,英殖民政府委任华社领袖为甲必丹,专门负责管理和解决华人内部各种民事纠纷,但殖民政府也设置华民护卫司署,在必要时干预华侨事务;例如契约劳工制度因“猪仔”经常逃亡并引起雇主和雇员之间多起流血事件,而于1916年明令禁止。


诚然,甲必丹管理华人方言群之间的纠纷或私会党帮派因争夺地盘而打斗的事故,比起殖民政府更有效率。但最令殖民政府放心的,还是华人群体只顾内斗和照顾各自群体的利益,活动基本不涉及反英的政治阴谋。对于私会党派,殖民政府不但不消灭,反而放任让其发挥“地盘小政府”的社会功能,替殖民政府省下大笔治安开销。当然,遇上帮派械斗激烈、造成死伤而影响治安,殖民地警察还是要认真处理的。


最后要谈的是殖民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层的生活起居了。写到这里,我们不期然想起同一历史阶段上海法租界靠以创造收入的烟赌娼三个行业。烟即抽鸦片烟,莱佛士1819年占据新加坡后,便在那里建立鸦片加工和分销中心,销往马来亚和其他地区。合法化的鸦片除了给殖民政府带来税收,也让大批华人移民劳工染上烟瘾。一些华人的所谓社会贤达、商人和港主其实就是鸦片代理人,从中赚取厚利。在1945年鸦片被列为非法之前,华人聚居的城市和乡村,烟馆可说无处不在。赌博更是移民劳工的恶习,寻求刺激和消遣的活动。不少染上鸦片和赌瘾的苦力,不但没钱把妻儿从中国接过来,还背上债务而不可自拔。


殖民地时代华社还有另一个颇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男盛女衰。据统计,20世纪初达到高峰期,马来联邦(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彭亨州)内部的华人男女比例是5对1,以致城市地区妓馆不少,馆主为取得年轻少女为娼,从珠江三角州等地拐骗少女,甚至逼良为娼。早在1888年,新加坡殖民政府就成立了归华民护卫司管辖的保良局,收留从妓院逃出来的妓女或从富裕家庭逃出来的妹仔,保良局后来也为找不到老婆的华籍男子配对婚姻。保良局稍后也在马来半岛各地成立,行使同样职权。


综合简述了华人先辈的优劣事迹,我们祈望能从中取得有意义的启示,而不应只为面子而扬善抑恶,没勇气从自己族群的不良行为中吸取教训并自我修正。迄今,华人仍然保留了早期移民的好赌、开大会不尊重台上演讲者的礼仪。想当年上台讲话的财大气粗宗亲领袖,大多言辞冗长空洞,所言可能不值一听。但今天即使有才华的人上台演讲,台下遗风依在,不听还好,却高声喧哗,很失华人自己尊严。


大马今天的外劳,其人文素质与殖民时代的华人先辈事实上相去不远。随着独立后60年来的教育普及化,今天华人子弟的科技专业知识已大有提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不过,人文素质仍有待提升,在新的鼠年到来的前夕,谨愿与诸君共勉之。

作者 : 黄大志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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