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裕民／与国家一起成长的小说家

加冷巴鲁位于新加坡中部，曾是盆地区。谢裕民形容，自己的报生纸上注明的出生地便是加冷沼泽地上的一片小岛。“以前很多小岛，涨潮时，我的朋友都需要坐船才可以从学校回家。”

直到后来填土、盖楼，加冷巴鲁成了建满公寓与公共组屋，以及现代体育场的规划区。

谢裕民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性风格。例如在小说《M40》中，谢裕民笔下面对中年危机的主人公凭着昔日记忆，寻找早已被拆除的老屋。老屋原址已被现代化建筑取代，主人公在附近徘徊，寻找着记忆中的那棵老树与那条下水道。

他的小说不只是书写“一个散逸的家”的状态——“父母一走，家就散了，老屋也没了”，更纪录了一个时代的情怀已然远去。

一个还有点理想的时代已远去

17岁那年，谢裕民以笔名“依泛伦”投稿到《新明日报》【新风】版，没料到稿件会被录用，更被当时的编辑、新加坡小说家姚紫要求见面。

谈起80年代的写作氛围，谢裕民形容当时是个“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写作的年代”。“以前我们写稿，很谦虚，很怕别人知道，都用笔名。后来的人都用真名写作，而且要昭告天下。”

“当然怕啦，作品不成熟，没有信心。”对于谢裕民而言，80年代的写作氛围是作家各自努力、默默耕耘。

谢裕民认为，这或许又与自己是个乡下孩子有关：“从小总被大人告诫要谦虚、藏拙，你就变得更没有信心咯。而且你看别人的作品真的是比自己好，那别人称赞你的作品时，说‘过奖、过奖’，是真的过奖了。”

从一个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进行创作的年代，进入一个要昭告天下自己在创作的年代，谢裕民也反思自己受到过去“集体主义”的社会氛围所影响，不敢宣扬自我。

然而，80年代初期对于二十来岁的谢裕民而言，是个“还有点理想”的年代。“还是有理想，不然也不会写稿。但大家都不谈（理想）。”

“因为谈理想就显得你非常笨，你懂吗？”80年代中期，新加坡整个社会都进入了拼经济的年代。谢裕民形容，当时的报章财经版从一版，变得多版面，财务管理也成了热门学科。

在新加坡整体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普遍变好之后，谈理想似乎成了太沉重的事。“大家不再谈理想，人生目标换成改善生活。新加坡华校生也从谈论主义和理想，改成谈论生活。”

“整个社会气氛就是，没有人再谈理想了，大家都转变了。当时大家都想着过更好的生活嘛。”

与岛国一同长大

《建国》中到处可以找到谢裕民的身影——主人公建国也生于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的年份；6年后，李光耀在电视屏幕前洒泪，马新分家，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当时主人公6岁。

从新加坡的两次独立，进入李光耀时代，直到李光耀逝世之后，今年60岁的谢裕民经历了整段新加坡现代史的历程，仿佛是个陪伴岛国成长的一代人。

谢裕民坦承，自己那一代人受到权威教育影响，难以跳出国家所定下的框框。“其实我们就是（受到）李光耀时代教育的一代人，……我们即使能够跳脱那一套思维方式，也跳脱不远。”

“我们很多东西是跨不过去的。”他无奈表示，即使被年轻一代批评为保守，但也无法改变，更赶不上年轻人。“我们的养成是这样，整个都是这样的。即使我们做再多，也比不上年轻人轻轻一步，就跨过去了。”

虽自觉地待在舒适圈里，没有直接批评国家论述，但在《建国》中，主人公却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尝试追问国家历史是怎么被建构的：

“建国不明白，今年——2015年，为什么国家会庆祝‘建国50周年’。……自己与国家同龄，怎么自己56岁了，国家才50岁？”

除了写小说，谢裕民也在报章副刊担任编辑。身为编辑的他，写作也受到新闻室的影响，《建国》像是一本半新闻的小说，里面记载了许多新加坡小人物的故事。

谢裕民表示，自己本身做新闻，对于这些在报章上出现的小人物故事特别感兴趣。“这些故事满有人情味，令人感动。我看到这些故事就想，现实中有这么touching的故事，我何必再去虚构呢？”

2018年，新加坡庆祝独立50周年，谢裕民收集了一年的《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纪录，将有趣的故事收录在《建国》中，成为SG50新闻剪报辞典。

国家给的套餐

《建国》中，主人公建国在25岁那年参与国家庆典，在典礼上和群众举牌、看烟火，忍不住心情澎湃。谢裕民说：“那种特殊的氛围之下，会忍不住产生爱国的感觉……所以我才写说，他都看不起自己，干嘛自己会有这种情绪反应？”

身为小说家，谢裕民在书写国家历史进程时，也面对强烈的挣扎与矛盾。一方面，认识国家体制的缺陷，另一方面，却又需警惕陷入“爱国情绪”当中。

谢裕民回忆，在书写关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谈话时，他思考许久，该如何下笔？该为当政者说好话吗？是否令人感觉讨好政府？

“那一段我想了很久要不要写，会不会让人感觉我亲政府……有时候我认可他（执政者）说的话，那我该不该写？”

书中又有一段描述李光耀的葬礼上，墓碑上放着一朵致敬的鲜花。谢裕民说自己见到这一幕，内心忍不住激动：“你会想到，这个人用一辈子，换取小孩在路旁为他欢呼。”

“这种时候你会忘记很多他个人的问题，或者是体制的问题。真的。”

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他只好接受——“人是会有这样子的反应的（对国家心情澎湃）。”但他也自我警惕，这种爱国情绪正是产生集权国家的来源。

谢裕民在小说《放逐与追逐》里面提出一个类比，说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形容：“每个社会都是一个配套，好像去餐厅吃自助午餐，你不可以随便换菜，那可是要加钱的哦。”

他说：“你可以要求各种菜色，但你哪来那么多钱？而且，眼前这家餐厅算是价格相对合理的。”

谢裕民无奈地表示，一个人若不满自己的餐厅（所身处的社会），就只能将就地吃，或是必须拥有财富，才能要求更换餐厅。

“年轻人或许还可以找别的餐厅，但我只能选择眼前这间。这道菜不好吃，我就放点酱料。”

“就必须这样子啊，”他摊摊手，平淡地说：“大环境改不了，但你可以创造你的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