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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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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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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6:51am 11/02/2020

黄晓虹.真话.假新闻

作者: 黄晓虹

一名在澳门工作的大马人,先去中国旅游再回马过年,但身体一直不适,2月4日先后到私人和政府诊所看诊,较后转送政府医院,在这个非常时期,很快就在社交媒体和群组流传和引起村民忧心忡忡,不过当局已再三警告不要乱传假消息,再担心也只能噤声。

但是2月9日,他的化验报告证实呈阳性,确诊为国内第18宗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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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早知道是疑似病例而提高防范,或许他就不会接触更多人带来更多阴影。他是不是已经把肺炎传给他人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个时候消息报导出来,可能会被当作假新闻。

我们都遣责恶意散播假消息,会引起社会不安的坏心眼,但是如果把传言当作谣言压下去盖起来,当纸包不住火达到爆点的时候,恐怕会引起更大杀伤力的恐慌。

新冠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就是因为发现一位病人的检验报告和SARS很相似,于是在群组发了讯息,用意是提醒同行们提防,不料却背上造谣的罪名,还被写了训诫书。他死后,大家表扬他的先知先觉,民间组织倡议将非官方宣布他心跳停止的那天(2月6日),订为“全民真话日”或“国家言论自由日”。

他生前接受财新记者访问,留下一句让捍卫言论自由者揪心的话:“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

在许多当权者“只想听到自己想听的话”的年代,新闻和言论自由,有时候是一种奢望。

不论在那个年代或那个朝代,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新闻放宽了吗?言论自由了吗?”

问的人包括姨妈叔伯和贤达显要,乃至自以为提供了新闻自由空间的政治人物。

听到很多同行用标准答案回说;“有比以前好吧,至少没有被请去喝咖啡。”

比较真心话的是:“情况可以说有改善,但也可以说更糟糕。”

去年四月“无国界记者”发表的新闻自由排行榜,大马的新闻自由指数大跃进了22位,在180个国家中排第123名,令一些人感到雀跃,主要是这个组织认为改朝换代带来新气象,新闻工作环境更自在,媒体减少自我审查,新闻和论点更平衡。

不过这个组织也提醒,压制新闻自由的武器并未“缴械”,包括《1948年煽动法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和《1998 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只要箝制媒体的法令依旧在,新闻媒体人就会走在钢索上,一步一小心的作业,以免踩中地雷。

在法律上,新闻的确没有一百巴仙的自由,新闻自由的定义更是因人而异,不变的是很多新闻的“利益相关者”依然停留在“只想要媒体报道他想被看到的新闻”,关于他的负面新闻,报导的话就是假新闻。

记者被限制在特定的时候,问特定的问题。就算是在特定时间问了特定的问题,但是新闻头不是受访者想要突出的论点,就会认定背后有议程。遇到两个敌对党掀骂战,双方的支持者以针缝的标准来检视媒体的报道,包括新闻的版面呈现,版位,只要自己少一个字或对方多一张照片,都会被标签为有立场。

言论自由的尺度更加多重标准,不同媒体针对同一课题发表大同小异的评论,或顺应发展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局势,但只要不是符合其政治利益,就选择性挑几个羔羊扣上“假新闻”的帽子,引导众人对媒体作出讨伐。

就好像案件未经审判,执法者把他要对付的人绑在树上给公众扔石头,犯人被石头砸死了,执法者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他是被公众打死的。”

新闻自由倒退将是整个社会都会面对后果,浪潮不会选择对象,而是会淹没有所有人,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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