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豪.中国模式的强大和灾难

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至今，让人最揪心的，就是揭露疫情的“武汉造谣八君子”之一的李文亮医生，不幸在感染肺炎过后逝世。但如果我们从宏观角度审视这个时间，那么李文亮医生的遭遇，其实就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并且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崛起、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个成就，在2019年被北京官方定为“中国之治”。根据官方媒体吹风，所谓的“中国之治”，是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让社会主义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包括发展模式，更包括道路、理论、制度。

简单来说，中国模式就是通过运用中共的社会动员模式，集中力量把一件大事办好。由于中共党组织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则：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因此在凝聚中心力量并集中投放到某个领域的时候，效率是很惊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收容1000名肺炎病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可以在短短的11天内，完成动工、交付到接受病人的程序。这家医院由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这家中央国企牵头，通过中共组织内的党委调动多家企业联合承建，建设期间采取了“两班倒”工作制日夜不停施工，最多有1500名建设者和280台施工机械设备参与，工程方另外准备了2000人组成的后备队，按需投入工程建设。这种在节庆期间的超级动员模式，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事情总有两面。中国模式的超级动员能力，在过程中要求所有人和领导机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对相关课题的不同意见，甚至来自基层的杂音，都在“下级服从上级”的大原则下，被忽略、搁置。破坏以上原则的干部还可能被以造谣、妄议中央、不服从指示等罪名被付诸纪律行动。上述提到的李文亮医生，只不过是在同学群里发了一条关于武汉出现大量冠状病毒染病的消息，并且提醒大家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就已经被公安提出严厉警告，训诫他如果不听从，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制裁。这种“社会消音”模式，早就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惯例。

除此以外，中国官方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有一种痴迷的执着。举例，每到中国举办国际盛会，比如奥运、亚太经济论坛等，中国的空气污染就会消失，并出现蓝天。这种天气被称为“APEC蓝”、“奥运蓝”的现象，是通过暂时性关闭北京和邻近省份所有可能产生空污的工业和民间活动而达致的。杭州主办G20峰会的时候，中共为了确保各国领导人的安全，基本上要求会址附近的杭州人全数放假出城，非峰会相关的外国人被限制进入杭州。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只要有重大的官方活动、庆典，那么整个中国社会都必须毫无条件的为它服务。

武汉肺炎从一开始在2019年12月尾出现疫情，但是武汉市政府直到2020年1月尾才真正开始进入抗疫情模式。这整整的20天，武汉政府为什么把疫情掩盖起来呢？这恐怕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在作怪。盖因中国政治盛宴里的两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正好在1月中举行，而当时也临近新春佳节，因此有理由相信，武汉政府为了把大事办好，因此就暂时对外隐瞒疫情。殊不知，这一举动引发了了遍布全中国、传播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超过一千人的死亡。

最有，笔者想说，如果你喜欢中国模式，那么你在惊叹中国建立火神山医院的效率，取得的财富增长之余，你也必须接受你“被造谣”的厄境，和自已可能在被剥夺知情权过后，暴露在各种危及性命、财产的公共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