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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5 15:05:00  2228432
法医教授马宣立 · 探究真相与正义
教育专题


香港大学2018年在吉隆坡举行入学讲座,学生和家长踊跃向马宣立(右)发问。
香港大学2018年在吉隆坡举行入学讲座,学生和家长踊跃向马宣立(右)发问。


马宣立来自马来西亚,在香港任职法医13年,现职港大医学院病理学系临床副教授。他见过各种死状的尸体,面对尸体可以面不改色,但是对于受害人的遭遇和社会的不公,他的恻隐之心则按捺不住。

报道:本刊 梁慧颖
摄影:本报 黄安健

1970年代,马宣立还在吉隆坡圣约翰中学念书的时候,因为生物课的关系而有了解剖白老鼠和青蛙的经验。“那时候,我还负责帮班上买白老鼠,每当有需要,我就会带着笼白老鼠到学校。”这情景他如今想起来仍觉得有趣。

当医生是他从小的志愿,那时候他还没想过要当法医。1975年中学毕业以后,马大(UM)录取了他,可惜不是他要的医学系,而是化学工程系。于是他申请转校,而来到了港大的医学院。

在港大求学期间,负责教法医学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Dr. Ong。Dr. Ong讲课非常生动有趣,马宣立上课时常常坐在最前排,还经常发问。但那时候他还没决定要当法医,直到毕业后到香港卫生署求职,dr ong是面试官之一,想起他以前上课时饶有兴致,建议他不如就当法医。

“当时我对法医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不是很有概念,但心想反正就一份工作,不如先做做看,如果不喜欢就申请调职。”马宣立当时没想到,法医这工作后来一做就做了十多年。


马宣立(前排右二)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法医顾问组成员,2010年到日内瓦开会。(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马宣立(前排右二)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法医顾问组成员,2010年到日内瓦开会。(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马宣立位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理系的办公室。(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马宣立位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理系的办公室。(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法医也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

初入行时,全香港有两间公众殓房,所有猝死案都需要由法医处理。马宣立虽然毕业自医学院,但实际上很多法医科知识是学校当初没有教的,必须靠自己摸索和累积经验。

以解剖来说,他表示:“医学生虽然有解剖的经验,但那时纯粹是找一条血管或找一条神经线,主要为了明白身体的构造。可是作为法医,你的责任是找出死因。”况且,以前念书时要等上很久才有机会解剖大体,自然没办法很熟练。

验尸过程中,所有线索都不能放过,马宣立渐渐摸索出一套SOP(标准作业程序),确保该检查的都要检查,不能有任何遗漏。

找出死因后,他还需要准备报告和上庭,“例如死者如果是被枪杀,那么子弹到底如何穿过他的心、他的肺,这些都要拍照让法官知道。”

个别死者有个别死因,但有时候如果把很多类似的单一事件摆在一起分析,可能就会嗅出不寻常。

他举例,香港有一段时期常发生涉及老人的交通意外,调查后发现有很多这类案件的老人家,都是被小货车倒退时撞倒。“那时候香港小货车倒退时是没有声音的,经过这类事件后,香港所有小货车倒退时都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警惕行人,而这方法确实有效帮助减少意外。”

由此可见,法医不只可为个别死者讨公道,也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提醒民众避免悲剧一再发生。


马宣立来自马来西亚,1970年代到香港念大学,毕业后留在香港当法医。在他十多年的法医生涯中,他除了验尸还要为活人验伤,且经常需要出庭作证。
马宣立来自马来西亚,1970年代到香港念大学,毕业后留在香港当法医。在他十多年的法医生涯中,他除了验尸还要为活人验伤,且经常需要出庭作证。


立志帮助性暴力受害人

任职法医期间,马宣立的工作行程常常是上午到殓房验尸,下午到警察总部为活人验伤。尤其七八十年代,香港频频发生黑社会械斗事件,他当时就处理很多这类案件。

他验伤的对象,还包括性暴力受害人和受虐待的儿童。每每处理这类案件时,他心里其实都不好过,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忍心伤害那些无辜弱小的人。尤其如果是涉及儿童的案件,“我其实很不愿意做,但又无法拒绝。”

正职以外,他还协助创办一个叫“风雨兰”的组织,帮助性暴力受害人。

他曾在一次接受海外媒体访问时透露,之所以立志帮助性暴力受害人,缘于一张稚气的脸。“那是个十多岁的初中女生,在家中惨被装修工人性侵犯。9个月后在法庭上再看到她,只见她浓妆艳抹,谈吐粗鲁好多,成绩亦变差,好心痛。”虽然事不关己,但他心里很自责,心想当初如果有人辅导受害人、如果制度可以再人性一些,受害人也许就不会变成那样。“这令我反思,不出声的话,是否也是帮凶?”

除了心痛受害人的遭遇,社会对受害人造成的二度伤害,例如责怪受害人咎由自取,也叫他心寒不已。作为验伤的法医,他除了提醒自己要注意自己所说的每句话之外,再来能做的就是写转介信,安排受害人去看性病科、家庭计划等单位。“但是,受害人之后有没有去我不知道,他去的话医生怎样对他,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好像很残忍,他已经够惨了,还要等转介。”

1988年,他人在英国,发现英国同行在对待性暴力受害人这方面有了改进,例如会更照顾受害人的感受,为受害人提供心理辅导。回到香港后,他打算在体制内推行英国的那一套做法,但得不到认同。后来他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些志工,大家一拍即合,随即成立了风雨兰这个一站式处理中心,集中提供即时辅导、法医检查、事后避孕、预防治疗、法律资讯等,免除受害人背着心理创伤四处奔波求助。

可惜的是,他说风雨兰虽然成立了十多年,但有些事情因为制度的僵化,至今仍无法100%发挥功能。能怎么办?“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事。”

亲自来马招生

1995年,他辞去做了13年的法医工作,转向学术界,回到了母校香港大学。

虽然不再是受聘于政府的法医,但有些时候他还是会在受人委托的情况下重出江湖。譬如2009年,有一位叫林宝的尼泊尔人被香港警察开枪射死,死者家属质疑警方开枪的正当性,于是请他对死者遗体再作检查。结果这宗由验尸庭审理的案件,是他有史以来在证人栏待得最久的一次,验尸庭最终裁定警察开枪是合理自卫。

初执教鞭时,适逢港大医学院正在改革,很多事情他需要重新适应,但好在大学的环境自由多了。在大学除了教书,他和团队也做研究,譬如研究犯罪学。

2018年,他在港大还有一个重要身分,即收生遴选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大学的招生制度。年初他回来马来西亚就是因为这个身分,在周六、周日两天内除了主持招生说明会,还要面试学生,然后第二天一早又要回香港工作。

想当年他申请到港大留学时,他还亲自到香港面试;一收到入学通知,他立马回国收拾行李。那时候的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法医,而且会代表港大回马来西亚招生吧。

原文刊登日期:2018年2月20日

作者 : 梁慧颖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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