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慧苑.民主并未死

针对上周在马来西亚政坛投下震撼弹的后门政府一事，18名社运人士因参与在独立广场和Sogo示威被警方传召录供，大马人民之声（SUARAM）在警局外和平集会，声援被传召问话人士。另外，警方多次援引煽动法令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来对付异议后，捍卫自由律师团（Lawyers for Liberty）执行主任梅丽莎（Melissa Sasidaran）疾呼政府撤查，在这种时候，警方的作为，毋庸置疑将更激怒人民。

所谓不当言论或号召集会涉嫌煽动，这两种行为一般涉及公众道德及人格涵养、公民素质，实属“不确定性法律概念”，但关乎后门政府此种公共危机可受公众评论之事，若因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而罗炽罪名，例如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此法律规范威吓，此适足以妨碍公民权言论自由保障。后门政府一事毕竟属于一场公共危机，警方是否完全以专业进行判断，恐怕也不易厘清，这涉及政治正确、维稳需要与之策略选择。

接下来，无论是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全民应该对已发生的现象进行审视和考察。当政治人物完全弃操守不顾，连最基本的情操和价值观都失守，现实社会不正常，政府堕落得不再理会正义、法治时，公民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更应该持续进行各种议论和判断，而这恰恰就是在进行一种道德论述和道德判断。这些判断和相伴随的道德情感恰好就是为了建构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能够理性的分析并进一步作出判断和决策，这一点正好就是公民社会里每一个公民该具备的公民职责。

公民社会包含个人和团体两个面向，公民社会的主要特色在于无论个人或团体的活动方式，须要具有公共性格。所谓公共性格，主要表现在其成员能够以公开而基于普遍规范的方式，介入社会的互动过程；它并不排斥私人的、特殊的认同与人际关系，例如感情的、文化的、特定族群、传统或者生活方式的目标与规范；可是任何领域或团体，仍必须与外界维持对话与互动的关系，接受普遍性规范的约束与冲击，而不能构成封建式的封闭势力。

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组织必须面对后门政变以后的朝野施政方针，现代非营利组织和公民团体可形成一股持续监督和为正义发声的管道，以形成一股社会压力。马来西亚向来有丰厚的民间力量，如何将丰沛多元的社会力有效的组织起来，构建高素质的社会能量，正是当前的挑战。即使是非政治性团体的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亦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建立了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使社会结合为一体，促进社会中的相互了解和关联，提升共同利益。

人类的制度与实践就是理论的体现，拿政治哲学来说，如果抽离权利与义务、公民职责和自由、民主与法律等这样的语言，我们根本无法描述我们的政治生活，更不用说要参与。理论一直没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人们习惯认为理论和实际生活永远都不是一回事，这样子去看待事情是分裂且不完整的，而且，常常不知道问题的关键点究竟出在哪。

理论意义之于现实的意义同样重要，制度不是能脱离理念独立构思出来的什么东西，各种制度本身就是理念的具体展现。我们可以尽管回避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好生活本质等等各种关于本质的终极问题；但是，无可否认，我们其实就一直生活在对这些问题做出一种回答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都在践行著某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