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2:00am 15/03/2020

张草·风吹草动——我与死亡学的邂逅的四本书

文/张草

2020还未开年就充满了乱子，肺炎肆虐果然不能侥幸，沙巴终于出现疫情。值此风声鹤唳的时刻，不禁深思生死之事，回想起几本有关生死的好书。

1993年的大学时代，台湾出版《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作者是哲学博士傅伟勳教授，长年在美国讲授“死亡学”，后来发现自己也患上癌症。他在此书把各个领域的学问整合，包括精神医学、精神治疗、哲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等之中去探讨人类对生死的态度。

这本书在台湾引起极大回响，推动了大学“生死学”课程，出版了一系列世界各地的生死学书籍，引起活着的人纷纷开始思考死亡。它彷佛离我们很远，其实却一直在我们身边，而当它来临时，许多人往往没准备好。

生死学的发展，也影响了殡仪业的改革。我曾认识到车祸现场去运尸体赚钱的人，甚至会抢地盘运尸。殡仪馆亦有种种不尊重死者的行为，例如在家人付不出钱时扣留尸体、哄抬滥加各种费用，或是不符合死者宗教信仰的葬礼。台湾几所大学因此出现相关科系，专门训练殡仪馆专业人员，未来殡仪馆将由大学毕业生为死者服务，以期得到最后的尊重。

在“生死学”研究的推动下，台湾于2000年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乃亚洲首个采用此类法案，一如欧美“自然死法案”（Natural Death Act），让临终的人自己决定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拔除维生系统，力求“好死”，而不是把一个明明正步入死亡的人当成病人来急救，搞到最后在CPR被折断肋骨、全身插满管，或灌营养液来强制维持心跳呼吸，最终受尽折磨痛苦而死，不得善终。

2011年，日本老医生中村仁一，在照顾了许多疗养院的老人后，也写了一本《大往生：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无法带给你最幸福的生命终点》，进入2012年日本畅销排行榜。他强调，死亡本来就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却用不自然的行为去抵抗死亡，以前的人生产和死亡都在熟悉的家中，现在却在陌生的医院中生产和死去。他推动“重新认识死亡”，甚至举办“生前告别式”，并希望日本像台湾一样通过自然死法案。

当时正好有位故友癌症临终，我去加护病房探望，她说她努力了一年遍寻医生，如今已能坦然面对死亡，然而当我问她：“你选择最后在何处离开呢？”她楞了楞，说：“就在这里嘛。”“为什么？”“因为方便家人啊。”

我叹了口气，她在生命的最后依然在顾虑家人：“如果让你选择，你会希望在哪里呢？”她沉默了一下，说：“家里。”“死亡是你个人的事，别人是不会懂的，别考虑家人方不方便了。”她从来没想过：“不考虑家人…？”

她在三天后过世，我听她家人说，她带着呼吸器回到熟悉的家，选好想在葬礼上放置的照片，在家人的陪伴中逝世。我觉得我有机会去探望她，一切都是因缘，相反的，我身旁有几位亲人都没离开得那么幸福。

虽然台湾通过了自然死法案，仍然有法律的模糊地带，即使已经签了“不急救同意书”，很多家人仍会迫医生为临终者急救。2019年，一位在台湾担任重症医学专科医师的马来西亚侨生黄轩博士，出版了个人经历《还有心跳怎会死？》，铺陈种种死亡前的征兆，比如最常见的回光返照，他希望亲人们能够认识这种征兆，好让死者可以舒服的离开，不要再“急救死者”了。

其实藏传佛教早把死亡的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楚，2005年，台湾的电脑工程师暨唐卡研究者张宏实，利用他的图表分析专长将《西藏生死书》图表化，出版了《图解西藏生死书》（中国大陆次年很快出了本修修改改的盗版），让修学者更容易了解死亡的整个过程，对死亡不再恐惧，而能从容面对。从这本书去对照黄轩所描述的各种急救场面，种种干扰反而将死者推入痛苦深渊，顿感不寒而栗。

这些书令我反思多位亲友的死亡，好死的少，歹死的多，甚至有很多死前的痛苦是毫无必要的，教我岂能不去思考随时要面对的死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