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淑霖.请你不要想红苹果，能吗？

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使得确诊数据在几天内破千，甚至出现死亡病例。作为国家电台时事节目主持人兼制作人，笔者不断思考如何在这场战役中，更有效地发挥广播的功能，集聚民心共同抗疫。故此与美国心理学会会员黄国辉博士联系商讨。医学界至今没有特效药医治新冠肺炎，而疫苗还在研发的过程中。行为科学 （behavioural science） 的介入能改变个人的习性，甚至导向集体精神与行为的建立，或许是目前的最佳的防范，以抑制病毒的蔓延。

爱尔兰经济与社会研究机构分析了人类过去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甲型流感病毒（H1N1） 等疫情时的措施。笔者参考了相关文献，再结合本地媒体的作业与我国疫情的趋势，提出几个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实际方案，并已落实在广播节目中。

第一，改变教育洗手的方式。我国早在中国爆发新冠肺炎、在我国出现首几宗确诊病患时就有相关的宣导，但为何人民的意识还如此薄弱？这是因为人的习惯主要在意识以外运作，较难透过改进教育和知识来突破。也就是说，知道和做到存在一定的差距。研究显示，即便在医疗环境中，通过教育和意识来改善手部卫生和控制感染的行为是有限的。如今提醒教育已经饱和，要做的是提示行动。比“勤洗手”更具效果表达的是“马上洗手”、“现在是洗手的时间”。笔者在广播节目也如是激发听众立即行动。

第二，换个不触碰脸的说法。微生物可以从被触摸过的表面，透过指尖进入眼睛、鼻子或嘴巴。这些身体部位都是新冠病毒的入口。研究显示，人们每小时会触摸脸部10至20次。当人们被要求录下自己行为，不止没有降低触碰脸部的次数，反而还增加了频率。意味着，让人自觉地去控制行为可能适得其反。相信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经验─越是训诫孩子不要怎么做，他越是那样做。你可能也试过“不要想红苹果”的试验。同样的，当我们说“不要触碰脸部“，其实是强化了脑袋对脸部的信号。媒体可以提醒民众的是，把双手放在肩膀以下的位置，将否定指示（negative instruction）转为肯定指示 （positive/ affirmative instruction）。

第三，鼓励群体合作的行为。当人的行为被管制，很多人会自然地成为“有条件的合作者” （conditional co-operator），也就是先观察他人的行为，越多人这么做，他越有可能配合。反之，如果他认为有很多人不合作，他越有可能不遵从。这种情况在危机应对更为显著。媒体一般把较多的焦点放在报道“不好的消息、不对的行为”，一方面顺应人类的偏好，一方面希望警示大众。纠正不合作的行为是需要的，同时也要多报道和肯定民众合作的行为，借此带动更多集体正面的做法。这些都在影响着“有条件合作者“的认知框架，进而左右了他们的决定与行为。

此外，比起劝诫民众服从，说明特定行为如何带来正面的效果，能更有效地影响行为。行动管制令期间，除了呼吁民众待在家，也要时刻强调这么做能够阻断感染链，减低传染或被传染的风险，自救救人。新冠肺炎的潜伏期可达14天，当局就能够针对这两周出现症状的人，给予治疗并控制疫情。人们越是感受到自己是社区回应（community response） 的一部分，就越有可能配合。

第四，实践积极报道的支援。绝大多数的主流媒体都有严谨的准绳，确保报道的新闻资讯正确无误，这是值得嘉许的。另一方面，分析显示，媒体过于着重报道疫情的威胁，如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等，传达寻求协助和应对疫情的方式相对较少，而这在在正是提高意识、控制疫情的关键。笔者主持广播节目时，除了据实报道疫情的进展，也时刻提供求助管道，像是全国危机准备与应对中心（CPRC）的联系等，让民众至少有询问的平台，而不是直接涌到诊所医院，增加传染或被传感染的风险、加重医疗体系的负担。人之所以感到惶恐不安，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不知道如何应对。有了方向，安住了心，就能减少非理性的行为，并在紧要时刻做对的事。

媒体与广播在行动管制令的宪报下属于基本服务，彰显它在国家危机时刻的重要角色。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极快，对抗疫情需分秒必争。这段时间人民待在家里，将会有更多人看电视、听广播、刷新闻。媒体工作者肩负重任为病毒的传播筑起一道防线，以更科学、更有效率的资讯传播与大众教育，凝聚全国人民共抗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