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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9 07:30:00  2243172
安焕然.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历史传统
边缘评论

武汉封城、湖北封省,中国各地也陆续封城封市时,我不讲话,更不当酸民。内心里也希望这封城封省的,能克服疫情。关键在,除了清季出生“大马”的抗疫战士伍连德医生在中国东北以隔离方式成功抑制疫情的历史经验,一个更应让我们意识到的还在于中国中央集权制效能的历史传统。

中央集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长存,就其思想根基,实来自秦之专行法家,以及汉之儒家法家化后的“杂霸王道”之术。法家的法术势,包括统御臣下的权术,创造有力于己的局势,至于其法制则不仅仅是严刑峻法,还在于“明法”,亦即说一是一,不会犹豫三心两意、朝夕令改。当然,你要这样有效的执行,最方便的贯彻还在于统一思想、弹压私学异见,不要有太多杂音。治理国家要有统一的核心思想,以及强行干预民间和市场的自上而下的效能威权机制。你要说那是警察国家也罢,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指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能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称之为极权主义并不为过。法家意识形态所持的就是人性为恶的立场,但人民却可以透过法制的约束,而趋向集体为善。

另一方面,就中国的历史地理来看,也如黄仁宇所说的,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的治水动员,以及15英寸等降雨量线农业民族抵御北亚游牧民族南压的国防需求,这些都促使中原王朝需要有很强大的动员能力才能成事。而要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中央权力集中就有其合理化的正当性,集权式的威权也成了老百姓“愿意”的崇拜和认可。而从秦始皇中央集权的确立,到汉武帝中央集权制的强化,大抵中国王朝历史就以秦汉为底色。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指出,中国中央集权主要是指中原王朝如此一种历史地理环境,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割据自存。中央统治者能够从整个中原低成本调集起的各项财政和人力物力资源。尤其是唐宋变革后,中央朝廷相对于社会与地方的力量达到了压倒性的优势,帝国内部“强干弱枝”的结构彻底形成,而官僚体系成了中央集权中原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

这种中央集权,尤其是明朝朱元璋废相之后,是专制独裁政体吗?有人说是,因为皇帝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但也有学者说不是。因为这里面存在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拉锯战,地方也常会跟中央讨价还价。

我的看法,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效能之突显与不彰,关键还在君主及当时的整体国力。但若是中等资质之君,他未必能驾御这套体系,反而是对中央集权的削弱,或把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自利的私器。诚如钱穆《国史大纲》所指出的:“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独裁,则变成宦官擅权。官僚不能负责,则变成官僚膨胀。于是政治教育破产之后,兵制田赋相继崩溃”,接续下来,国家经济破产。当官僚体系的公共性遭受严重损害时,地方“油水”又多,上下暌违、阳奉阴违,地方官绅坐大,营私欺瞒,中央政府管不住下面。一旦遭遇大灾疫或经济压力,若无力应对,呈现仁义不施的状态,这帝国秩序就瓦解了。但是如果统治者是个有为之君,他能够克服以上问题,再加上其时国家经济根底够厚,全国上下又军民同心,爱国意识和认同感很强,那他的政权也就保住了。

回来看当代中国,这数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就重在经济发展和交通讯息这两大层面。我们不否认中国经济生态存在很多问题,极少数百分比的富者霸奢,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大幅提升,贫穷率亦在努力压低,解决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已是很了不起,再加上官方不断强化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大中华民族主义的高涨。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政令下达,若能抵御住疫情(不管死伤多少),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的人身自由权意志,再拔掉几个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大抵习近平的中央政权又算度过了一难关,其权势地位再次巩固。

中国有能力封城封省,有其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也有习近平的强人政治及现时的整体国力条件。但其他国家却未必有这个能耐,这封城封省模式不易全套照搬。与此同时,这也是“反中”人士看不明中国何以崛起、不轻易垮下的迷思。

作者 : 安焕然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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