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新闻局需避免制造更多混淆

在行动管制（MCO）期间，这个社会除了冠病疫情，最让人懊恼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假新闻。假新闻的破坏性有多大？在一般时候，轻则惹人议论，影响他人声誉，重则引发恐慌，影响社会秩序。而在如今的疫情期间，假新闻的破坏性又有多大？没有轻重，只分有形、无形。有形的，冲击社会秩序、挑战执法底线，可能诱发恐慌或对立，导致局势恶化；无形的，影响前线士气、混淆信息市场，有机会造成形势误判，拉长抗疫进程。

其实，大部分的国人，特别是那些曾经深受其害的民众，并不是不知道假新闻的破坏力，但有时还是糊里糊涂地成为假信息的传播者。当然，这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一般民众并不完全清楚假新闻的定义，所以一时半刻也分辨不了。我举个更明确的例子。就比如购买奢侈品牌，你肯定知道这些品牌有真有假，甚至还流传着连品牌辨别师都会看漏眼的高仿品，但你不清楚业界对假的定义是什么，所以要分辨真假，多少有点难度。

说回假新闻。可能因为认识到这种情况，新闻局上周五（10日）在官方脸书上，就很顺应时机的，发出一则散播假新闻的定义文宣，依据大马网络安全组织（CSM）对假新闻的定义和诠释，清楚地列明了六大类“假新闻”的元素：第一，诋毁个人、机构和国家的形象、尊严和名誉；第二，深植对政府领导者的仇恨；第三，针对国家关键信息设施；第四，极端主义；第五，涉及种族和宗教敏感议题，最后，即含有色情、赌博和欺诈元素。

我能够理解新闻局，想要以最简单、直接方式来让人们辨别真假新闻的苦心。但无论是从学界的角度，还是从媒体从业的角度，这些“定义”和“类型”看起来都很奇怪。它奇怪，是因为其与学界、业界对假新闻的定义完全不在同一条道上。当然，对于假新闻的确切定义，海内外学界至今尚未达至共识，但从海内外各个流派的学界、业界的论述，我们对“假新闻”的定义都离不开三大核心元素。

其一，资讯内含的事实完全不存在（比如，沙亚南某地区没有疫情，但消息说被封锁）、其二，资讯内含的事实完全被扭曲（比如，首相宣布封国，但消息说宵禁、戒严）；其三，资讯内含的事实出现混合真假混搭的情况，并被过度解读（比如，大马封国的背景是真的，但消息内容说明大马因而闹饥荒）。从这套核心上看，我们清楚看到，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假新闻的定义，一般都建立在于新闻的生产“过程”会否涉及任何虚假信息。

但新闻局的版本显然更重视“结果”，而更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这些内容看似更像是源自于一些与资讯、社会安全等相关法令。新闻局文宣中的第一、三和五类，符合《1948年煽动法令》对“煽动元素”（seditious tendency）的释法原则；第二类则迎合《1957年诽谤法令》的释法原则；第四类是《2012年国安法》的释法范围；至于第六类，则可以落入《刑事法典》的范围。这些，都是传统上针对“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ur）的法律规范。

辨别真假新闻，是一项专业的识读技能，其也附带着谨慎、不制造和不传播不确定信息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自律。这些，都不是新闻局文宣中的“行为规范”，所以其对假新闻的诠释，基本上颠覆了我们对“假新闻”的诠释和认知，甚至引发民间、学界和业界对“假新闻”定义的混淆，再者，由于新闻局的文宣是一项“行为规范”，所以其本身就带着诠释权在新闻局的主观情况，反而让政府更进一步管制言论、侵犯隐私和扼杀创意提供了空间。我再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