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梅.面对疫情新加坡太自信了吗？

刚过去的星期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在一篇文章“Cheng Hu搞砸了，怎么办？”中提出他认为新加坡这次抗疫的三个缺口：一、自信过高，却不接地气的精英政府；二、太过依赖Cheng Hu（政府）的人民；三、习惯安逸，缺乏危机意识的社会。

郑丁贤和我是同行也是朋友，他向来关注新加坡课题，我们也有交流过，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我是认同的，他从旁观者的角度提出了对我们的一些观察，借此专栏要和他商榷的是论述过程的问题，因为他的大观察虽然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得到结论的资料不正确，那会影响结论的可靠。

关于新加坡太自信，我们每天在新闻线上跑，我不能认同。人家说我们“佛系防疫”，这是很大的误解。知道今天一些人还在纠结新加坡起初为什么不鼓励戴口罩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很多国际上的医生都已经说了，戴口罩在疫情没有全面暴发前，作用不大。而且，经过这几个月的口罩风波，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在今年初，当各地囤积口罩时，新加坡的来源遭到阻断，只能用积极理性的方式来考量口罩的使用。

我也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全民戴口罩真的能有效阻断病毒，那些生产和囤积口罩的国家和地区，早该是零病例，习惯戴口罩的日本更不会暴发另一轮疫情。

至于检测，我认为也不是担心浪费，是因为冠病病毒很狡猾，一些受感染者一次检测可能是阴性，之后可能会转阳性，而且今天是阴性，不表示明天不会受感染。

新加坡是不是太自信？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次应该检讨的可能是不够自信的问题，以致信息不明确。在一些条例推出时，大概是为了不让人们觉得政府太强硬，所以用了“吁请”（urge）、“建议”（advice）等字眼，原意是要诉诸人们的理性，自己判断自己做主。

实际上人们虽然喜欢自由，但未必愿意为自由负起责任。这方面我有深刻的体验。每天晚上我总会花一些时间看看我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留言，回答一些读者私信的问题。他们都是一些单纯和守法的读者，几乎每天都有人问这么做可不可以，那么做可不可以。

比如有人问：“我可以陪太太到医院做检查吗？”我用常识告诉他当局吁请大家不要一起出门，但是特殊的情况下情有可原。读者就追问：“如果我中了罚单，怎么办？”

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无法做出这方面的保障，因为一些政策确实不断改变。最后只能告诉他，如果他因为单纯陪太太到医院而收到罚单，再来告诉我们，我们看怎么帮他。

人们希望政府指令明确，不是因为新加坡人只懂服从，而是在这个呼吁大家同舟共济，团结一致的时候，政府自信地发出明确的指令，人们才好跟随。

在第一波疫情开始时，我们较从容地应对，当时策略上的说明也比较透彻。但是在面对第二波疫情时，因为病毒扩散的节奏太快，要压平客工群疫情的曲线，只能倾全城之力跟着疫情跑，看起来显得有点被动，这自然让人要问，为什么没有事先做好聚集式宿舍的预防工作？

提出疑问不是为了马后炮式地追究责任，而是在这个大难题面前，人们总是希望知道哪里出了漏洞，谦卑地去处理和弥补。但是政府在面对更困难的这一轮时，全情投入处理疫情的硬功夫上，不断说明自己做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却少了人性化地向人民解说疫情的部分。

特别现在大家坐困家中，不少热心的人都想知道自己能够帮什么，如果累积的热情无处可用，加上信息不明确，难免产生更多的焦躁，这更不利于大家安定地对抗病毒的传播。

我们都知道面对病毒必须谦卑，但是向民众传达信息应该更自信。即使承受更多的不便，甚至不出门，如果是为了疫情，绝大部分理性的新加坡人都会接受。如果条例有很多解读空间，令人难以适从，再反过来指责大家不够配合，这反而显得没有把握。

不管政府是不是“搞砸了”，还是新加坡这张抗疫的考卷太难，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慢慢破解，面对外来的批评其实都只是旁观者的意见。在新加坡的我们，不论这场战役多困难，我们只能不屈不挠地破解它，在这个时候，希望我们是真正从容自信地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