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真好之二四八:“为什么要靠边站”

90年代，我初出茅庐，常参与华青组织的会议。我深为“公民社会”的口号折服，不但希望个人做得到，也希望把组织带向这样的集体行为。

国家的治理靠政府，政府是由相同理念的人组合而成。在民主国家，政府是由人民选出；即便投选心仪的代表，他却不一定是政府成员，因为政府是由政党担当。加入政党才可组织政府，但是一旦入党，你就要放弃个性，服从党的共性。即使是和政府对立的反对党，也是如此。

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对立，造成政策不一定就是利惠全民的。因此，西方国家提出公民社会的概念，就是希望治国有第三股势力，在黑白分明的政治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较理性、较客观的一种声音。民间组织是扮演公民社会的最佳资源，可以起着监督、制衡政治的力量。

可惜近年来这样的一种声音逐渐销声匿迹。政治的对立局面依旧，民间组织乃至个人的声音却无法撑起公民社会的力量。人们开始靠边站，巧立各种名目为对方标签：走狗汉奸、火粉不在话下，即使一些与政治没有直接挂钩的，也有中华胶、慕洋犬、亲共仇共、反马舔马的，不一而足。

能给对方贴标签的，自己就在另一个对立面。于是我们的思考力和辨析力便有了偏颇，发出的声音不但有失公允，往往还很可笑，叫人感到犀利的言论背后，是在为自我辩护。前辈见虎烧香，太子非议诬赖，都叫我们痛心。

我真的很疑惑，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公民社会的努力，为何一定要靠边站？我们不是拥有很大的空间去思考美国的自由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台湾乃至香港青年的奋斗，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吗？为什么要先给自己定位，以一叶而障目？

我批判，不代表我反动；我不赞同，却也不一定就是反对。如此就事论事，提出有利于大众的见解和主张，不是更好吗？何必画地成牢，自我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