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专题‧相遇菲律宾／03】今日菲律宾华人‧从屠杀、入狱到绑架……揭开菲律宾华人奋斗血泪史

但是这不表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与华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在殖民时期，华人一共造反6次，在前两次反殖民运动即1603年及1639年，华人惨遭大屠杀，单单是1603年，就有逾2万华人死亡，至今还能在王城看到那尊炮口对准八连（Parian）的大炮。

八连是华人造反后的产物。当时西班牙人将华人集中在火力范围内的八连，以限制华人的活动，仅在白天放下吊桥通商贸易。

因为火灾和屠杀，西班牙人将八连的地点迁移了9次，直到1790年最后一座八连被销毁，华人被允许与已信奉天主教的华人一起住在岷伦洛，也就是后来的唐人街。

在英国短暂占领菲律宾期间，岷伦洛遭到数次轰炸，西班牙人、华人、当地人等等被无差别投入狱中或杀害。

一摊开菲律宾华人的历史，篇篇都是血泪，因此当地华人认为菲律宾国旗的那一抹红，亦有华人的血在内。

菲律宾花木兰，为反绑架发声

菲律宾总人口逾1亿，华人仅占2%即二百多万，可是却可以左右国家至少80%的经济。政坛数任总统包括马科斯、阿基诺夫人、拉莫斯和阿奎诺三世均是华人，手握政治、经济两大命脉，可以称得上举足轻重。

然而，华人便与“富裕”画上等号，在经济不景、治安不靖、警匪勾结的90年代初，华裔成了绑匪的目标，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宗绑架案，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正当所有人明哲保身之际，一名15岁少女被撕票，洪玉华站了出来。

洪玉华除了是菲华历史博物馆创办人，她在菲律宾更为人所知的事迹，是站在反绑架的最前线，人称“菲律宾花木兰”。

“在菲律宾的华人大部分都是华商，华商会怕事，不敢讲话。如果政府有问题，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华人发声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力。”她笑说，生活上有很多事情并非她选择做的，只是那个时机需要。

“当时没人敢发言，媒体就找上了在大学教书的我。我与时任的总统埃斯特拉达对话，我提出何时能解决绑架的问题，他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全程通过电视播出。”结果从那天开始，媒体就把洪玉华推到“反绑架”华社发言人的位置。她见事已至此，便义不容辞地接下重担，与罪恶展开漫长的斗争。

绑架──是国家的问题

在受害少女出殡那日，洪玉华组织华社送殡，2万人游行示威并发起罢课罢市。

“他们应该没想到华人敢这么做。”

当时正值1月份，洪玉华向政府放话，倘若不解决绑架问题，到4月赋税时期，华社将集体罢税，坚决不纳税，此话一出迅速引起政府的重视。“因为那时他们在召开内阁会议时，有议员说那是华人的问题，他们有钱能付赎金，不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才打出那个口号：华人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

同时，洪玉华着手准备一份中央银行的调研，向政府展示若治安不良将会导致多少资金外流，逼得菲政府不得不承认绑架不仅是华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

“我们也组织恢复治安运动，出钱出力协助绑架的受害者去报案，这需要用很长的时间。绑架案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原因，是华人怕事不敢报案，只想着破财消灾。”

可是，就因为华人选择付赎金了事，绑匪自然将华人视为软弱好欺的肥羊，破财不但消不了灾还添灾。

警匪勾结，生命受威胁

自古有言“枪打出头鸟”，洪玉华这只“出头鸟”成了众矢之的，绑匪以及与之勾结的警察，更是对她恨之入骨。

“当时很多军警牵涉在内，尤其是警察。因为在马科斯时代，军警大权在握，有钱有势，但后来阿基诺夫人恢复民主之后，他们的权力和财力大幅度削弱了。为了赚钱，就和绑匪串通一气。”

洪玉华面对的性命威胁，最主要是来自本应保护人民财产、维护治安的警察，无怪乎绑架受害者家属对警察毫无信任。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我的传呼机会收到要绑架我儿子的恐吓信息。我知道是警察是因为每天半夜12时开始，每隔一小时就有人打电话来威胁我，电话那头能听见无线电的声音、音乐声，还有杂乱的人声，这种时间还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只有警察局。”

很长一段时间，洪玉华开车上路会被跟踪，施以心理压力营造恐慌，后来她干脆不开车，改乘搭别人的车出门。“结果有一次还有人朝我们撞过来，我就赶紧报警。当孩子放假，我便把孩子带到美国，直到假期结束后才回到菲律宾。”

她坦承，她也会感到害怕，孩子亦为此牺牲很多。“我们搬了3次家。有一回搬到一栋公寓，有人发现公寓外停着一辆没有车牌的轿车，车上坐着4个男人，那一天我们都没敢出门。”

每次女儿出门、到家都要报平安，而且需要有人同行；儿子乘坐校车上学，出于此特殊情况，校长允许校车直接开入学校；为她开车的司机，也得时时注意有无人跟踪，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过了长达3年。

“最后是军方派军人保护我。”

随着涉嫌绑架的警察逐一被逮捕被判刑，蔚然成风的绑架案用了10年的时间才开始有改善，洪玉华显然功不可没。

真正的勇者，并非无所畏惧，而是有所畏惧，知道后果却毅然逆风而上。倘若没有洪玉华的挺身而出，现在华人在马尼拉的处境又会是如何？又必须牺牲多少孩子的性命，才能让怕事的成年人如梦初醒，愤而发声？

从中国南来拼搏，一切从零学起

菲律宾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经济飞腾，一时风头无两，无限辉煌，吸引大量外国人前往投资或寻找工作机会，这些人里就包括戴亚明和他的父亲。

“我的父亲来得比较晚，50年代才来。我的叔父、伯父在二三十年代就移居这里。”菲律宾BESTANK集团董事长兼中菲体育友好使者戴亚明于1963年大学毕业后，听取父亲的建议从中国泉州来到马尼拉。

“泉州是侨乡，很难申请。当时我在南京念大学，比较容易申请出国，一晃眼就五十多年了。”

出国在外最怕水土不服，但由于菲律宾的华人有90%是福建人，饮食方面倒不成问题，只是一身学问派不上用场，一切从零学起。

“当时打工，每日的工资是菲币6块钱，可是当时菲币比较值钱，我记得第一个月薪水是180菲币，然后我寄100港币（当时汇率为68.30菲币）给泉州的母亲，100港币在国内就能过得很好了。”

等到70年代进入马科斯时代，菲律宾的经济断崖式下滑，菲币汇率下挫，可也就是这时期，入籍菲律宾的门槛随着马科斯政府与中国政府交好而降低，大批在菲律宾的中国人如戴亚明正式加入菲籍，从此落地生根。

位于王城内的圣奥古斯丁教堂便是由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华工建造的，门前的两头石狮子给这座带来些许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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