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专题‧相遇菲律宾／04】今日菲律宾华人‧研发杂交水稻，推动菲律宾稻米增产量

民以食为天，如何解决粮食问题一直都是各国政府思考的问题。水稻是菲律宾的主要粮食，可是人口逾亿且不断飞速增长，而种植水稻的土地却只有400万公顷，与泰国和印尼等一千多万公顷比较起来相去甚远，除了进口，是否有提高产量的方法？

“那时候我知道中国有一位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我就通过朋友的介绍，于1998年认识了他，和他一见如故。”袁隆平乐意与他分享知识、技术和经验，但他对农业却一窍不通。跟袁隆平会面回国后，他到国际水稻所了解菲律宾的杂交水稻发展进度，从专家口中听到的答案，让他有些沮丧。

“专家说，杂交水稻在温带国家可以种植，但菲律宾是热带国家，不适合种植，而且口感不好，所以没有市场。”

尽管他带着满怀失望走出国际水稻所，但3个月之后，袁隆平派遣3位专家带着75种杂交水稻的品种到菲律宾，林育庆还是租了5公顷的土地播种试种。“那一次全军覆没，一败涂地。菲律宾的水稻一季是90至110日左右，中国可以是130至150日，甚至到180日。菲律宾是热带国家，如果用中国的品种，会因为天气太热，开花开得太早。”

他坦言原本想要放弃，可是在母亲的鼓励下，他重整旗鼓，再次向袁隆平求助。“他一口答应，只是要求我必须拥有自己的基地，于是我就找了四十多公顷的土地做基地，花了好多亿披索。”

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根本无法跟银行贷款，林育庆只能自掏腰包，把自家其他产业的资金转投到这个项目上。“这个计划不是单单买土地，还要建厂房等等。好多人都嘲笑我，说华人企业家没有人种大米，你还要搞研究，那是一个无底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

经历受伤、失败，迎来成功的曙光

林育庆顶着周遭人的嘲笑，埋头苦干3年依旧没有成功，让他心焦如焚。而雪上加霜的是，在2000年10月17日，他与母亲、弟弟出席连锁店开幕礼，回程中遭遇严重车祸，司机、母亲和弟弟命丧当场，他则身受重伤。

“折了5根肋骨、尾椎骨裂了、肺出血，我以为我会死，结果我还是活了下来，所以我发誓一定要把杂交水稻搞好。”

也许是挚爱的家人在天有灵，2个月后，该公司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西岭8号”诞生了。

“‘西岭’是我父亲的名字，当‘西岭8号’出来后，我们就把它分给菲律宾中部、南部的农民。后来产出的大米就叫玛丽亚大米，以纪念我的母亲，那也是菲律宾最好吃的大米。”

菲律宾的水稻种子产量每公顷仅3至4吨，然而使用林育庆的“西岭8号”杂交水稻种子，每公顷可以产出8吨、10吨至12吨，最高可达到17.5吨，成绩斐然。

远在中国的袁隆平得悉好消息后，亲自远赴菲律宾查看成果，并将“西岭8号”称之为热带杂交水稻的先锋。

“在没有杂交水稻之前，菲律宾的水稻平均产量是2.9吨／公顷，现在增至3.9至4.4吨，如今有50万公顷耕地是种杂交水稻。如果全数土地用杂交水稻种子的话，菲律宾就可以自给自足。”

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粮食自给率在2016年已达到95.01%，2017年稻米产量增长9.3％，达到1928万吨，水稻自给率为96％，让大米进口量从2010年的200万吨下降到2018年的60万至80万吨左右，相信这是杂交水稻推广的成果。

开办中文课，为华教出力

初始跟林育庆见面时，我们对彼此的中文水平感到有些讶异。我大致向他解释我所受过的中文教育背景和大马华教的情况，

他是菲律宾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跟洪玉华一样口操流利的中文，这是由于在他上学的那个年代，每日上午学英语，下午学台湾系统的中文。可是来到马科斯时期，全面菲化之后，中文源流的学校现在一周只有3次中文课，因此新一代华人与他们的中文水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菲化之后青黄不接，华文教师也不好找。虽然汉办和孔子学院每年会有数百位志愿老师过来，但还是不够。我们商联总会自己推出1+2+1的训练课程，就是在菲律宾念大学1年，然后到中国深造2年，回到菲律宾再1年，这些学生的中文水平就足以教小学。”

青黄不接，会说不会写

现年31岁的林善友和26岁的王经辉正是林育庆口中说的“青黄不接”一代人。当我要求他们写下自己的中文名时，他们落笔时显得有些许犹豫，笑说不常用自己的中文名。

“我们是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学中文，这里的华侨学校是要根据菲政府制定的课纲上课，然后历史、数学和语文才是中文。”

可能是教育政策几经改变，林善友提到，华侨学校一周5日，每日4小时都要上中文课，上午5小时是英文，课时比马科斯时代要长得多。

我瞥见王经辉是用繁体写下自己的名字，才发现他们与马来西亚华人普遍使用简体的习惯不同，这也反映出中文教育系统的差异。

“我上的华侨学校，老师是台湾人，学繁体不学简体，而且交作文的时候一定要繁体的。”

林善友在某个知名食品品牌担任采购支援服务专员，咬字发音很标准，只是语速有些慢，有些用词可能不太精准，比如“开玩笑”，他会说成“开笑话”，但可能是经常运用的关系，还是相对流利；而王经辉的语速较慢，能感觉出不太熟练，访问期间很少说话，几乎全程旁听。

当两人针对部分问题要讨论答案时，基本是用闽南语或参杂菲语交流。

“我们在家里跟父母说话，都是用闽南语，很少用华语。我的父母、叔叔伯伯那一辈虽然上华侨学校，但只会很基本的，不怎么会中文了，只会讲闽南语。”

圣诞节收红包

我们抵达菲律宾那日正值端午，看见唐人街里的店铺摆放着粽子，心里想着看来菲律宾华人也和我们一样，庆祝各种传统节日，直到林善友解开这个误会。

“我们只会过几个华人传统节日。我们没有特别过端午，粽子是平时都在吃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赛龙舟。”

而农历新年前夕，他们亦会聚在一起吃团年饭，但对许多孩子来说，大年初一的“重头戏”收红包习俗却不是家家都有，反而圣诞节有派发红包的环节。比如林善友仅在圣诞节收到过红包，王经辉则是圣诞节和农历新年均有红包可领。

“中秋会吃月饼，然后我们会掷骰子，试试手气看谁能获得状元，是很普遍的庆祝活动。”

这种“博饼”活动，实际上是继承自中国福建的风俗，而菲律宾华人有90%是福建人，“博饼”普及化并不让人觉得意外。

｜后记｜从菲律宾回看马来西亚前路

林善友和王经辉大概是大部分菲律宾华人的写照。出身于中等收入家庭，被送入属于私立的华侨学校，接受水平较高的教育，尔后考入较好的大学，家中都会雇用每个月薪资3000至4000披索的女佣，生活质量有所保障。

“不过在大量中国人来菲投资后，他们开价1万披索聘请女佣，于是女佣工资大涨，很多菲华裔家庭请不到女佣了，我们家现在也没有。”

饶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依旧比贫穷线下的菲律宾人优越。当我们穿过市集，看见一个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只穿着尿布或看上去有些年头，不称身的衣服在路边赤脚跑着，有的跟父母躺在街上就地熟睡，还有孕妇挺着大肚子和丈夫以街头为家，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在马尼拉最后第二个晚上，我们在一家连锁餐厅用餐完毕，站在路边等车。一个身穿大号球衣的小孩，走向与我们同行的受访者伸手乞讨。受访者的次子于心不忍，跟妈妈要了零钱，把钱放在他的手上。

这样的画面，让我深刻感受到，贫富有之间可以横亘着好几座喜马拉雅山。

前副首相敦慕沙希淡曾在2016年时指出，马来西亚正缓缓走向下坡，并感叹治安败坏成为“新常态”，极有可能会变成以前的菲律宾。

菲律宾如今只需要面对经济和治安问题，但是马来西亚的政客热衷于挑起种族和宗教课题的恶习难改，在影响种族和谐的情况下，倘若加上治安与经济走下坡，届时的马来西亚又剩下什么？马来西亚华人又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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