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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6 07:00:00  2265818
【东盟专题.遇见柬埔寨/01】柬华的苦难 排挤与战乱
专题

【今日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华人在过去经历过各种苦难,走过战乱、排华、大屠杀等历史,柬华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与他们一起重建家园?如今的柬埔寨华人社会重获新生,经商、办学自由,他们怎么推动华社的发展?

柬埔寨的过去布满伤痕,如今正在逐渐找到发展的道路。(摄影/冯依健)
柬埔寨的过去布满伤痕,如今正在逐渐找到发展的道路。(摄影/冯依健)


“没办法”的华人

40年前的1月7日,柬埔寨军队在越南军队的协助下,推翻了红高棉政权。

“红高棉时期我们华人的确很惨。”从访谈开始便侃侃而谈的金边端华正校校长梁淑明,在忆及这件事时,低头不语,陷入一阵沉默后,终于开口说话:“种族歧视(华人),要我们工作,生活中粮食限制又很厉害。”

1975年,红高棉军占据金边后,逼迫金边人离开首都,到乡下进行集体耕作与劳动。3天内,整个金边被清空,当时年仅26岁的梁淑明也加入下乡劳改的行列中。

“当时离开城市的时候告诉我们只离去3天,所以也没有带什么东西,只带了几套衣服、几罐米……所以当时很多华人饿死、病死。”

据估计,在红高棉政权统治柬埔寨的3年8个月又20天里,柬埔寨有200万人口因为处决、疾病、饥饿与过度劳动而死亡。这个意味着每10个柬埔寨人中,就有2.7个人遇害。

在红色高棉获得政权之前,柬埔寨华人共有约60万人。然而,在红高棉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急剧下降到30万人左右。

梁淑明一家八口人,就在下乡劳改的路上死了4人。面对肃杀的时代,从劫难走出来的人只能无奈地重复:“没办法。”

“没有办法咯,不能吃,又要在路上这么走,就饿死了。当时家里8个人一起出走,最后只剩下4个人。4个家人没了。”

今年初,上万名群众在金边体育场参与“红色高棉大屠杀”结束40周年庆祝活动,该国首相洪森将历史性的这一天称为柬埔寨的“第二个生日”。

然而,对于六百多万幸存者以及在“第二个生日”之后出生的柬埔寨人而言,这个历史幽灵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2005年的一项研究调查发现,逃亡美国长滩的586名柬埔寨难民中有62%的人患有创伤后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其中半数人也患有抑郁症。研究人员也通过长期记录红高棉幸存者与其子女的心理状态,发现创伤不只出现在经历红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身上,连幸存者的后代也出现跨代创伤后症候群的迹象。


梁淑明表示,在战乱中离不去的人,便留下来与当地人一起重建家园。(摄影/冯依健)
梁淑明表示,在战乱中离不去的人,便留下来与当地人一起重建家园。(摄影/冯依健)
死者的坑外挂上悼念亡者的宗教吊饰。(冯依健)
死者的坑外挂上悼念亡者的宗教吊饰。(冯依健)
金边万人坑刑场内,一名游客正在观看纪念佛塔内的受害者遗骸。(摄影/冯依健)
金边万人坑刑场内,一名游客正在观看纪念佛塔内的受害者遗骸。(摄影/冯依健)


被视为越共支持者

柬埔寨华社与华文教育所受到长达20年的压迫,早在红高棉执政前便已开始。1970年,当时的首相朗诺属亲美势力,和亲苏、亲共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出现矛盾。朗诺趁西哈努克访问中国与苏联时发动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当时,柬埔寨华人被朗诺政府视为越共支持者,受到对付。政府发布停办华文学校的命令、关闭华文报,甚至禁止商店悬挂中文招牌。

5年后,红高棉政权执政,颁布取缔私营商业、废除货币流通、不允许拥有私有产业等命令,使到以经商为主的华人社会大受打击。根据一项调查报告,当年华人占全柬埔寨商人的95%。换言之,华人的经济活动在当时受到重创。

红高棉政权垮台后,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但柬埔寨华人的梦魇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当时的政府推行排华政策,很多华人因此逃离柬埔寨,移民到其他国家。

历经各种劫难,当地华人黄焕明指出,华人社会走过了“从前的黑暗时代”,现在柬埔寨华人终于“看见曙光”,也更渴望社会与政治稳定。

黄焕明也是当地中文报《柬华日报》社长。他认为,目前的政府与政策惠利华人,例如经贸自由与办华校的权利,皆让柬埔寨华裔逐渐找回信心。“站在华人的立场,首先是不要排华,其次是给我们空间经营事业、做自己的生意,还有开放给我们办校。”


黄焕明形容,办华校就是一个把根留住的过程。(摄影/冯依健)
黄焕明形容,办华校就是一个把根留住的过程。(摄影/冯依健)


离不开的人,一起重建

经历过内战与屠杀历史,柬埔寨常被形容为百废待兴的社会,活下来的幸存者得重建这片废区。梁淑明形容:“1979年之后,全都没有了,柬埔寨是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的历史中,柬埔寨华人和高棉人一样,必须“一点一滴重新做起”自己的家园。

当红高棉政权被推翻后,许多人选择逃难到邻国,再移民欧美国家。梁淑明坦承,当时自己也想移民国外,但缺乏经济能力,各国难民收容的数量也有限,无奈之下只好留在柬埔寨。

“当时我也很想去国外,但是没办法,我们没法离开。因为被制止了,太多人,外国的难民营也不会接受我们。”

“我们这一批没有离去的人,就留在这边想办法怎么生存下来,跟当地的人民一起,再重新慢慢做起来。”

无法离去,便只好生根发芽。留下来的梁淑明,选择成为一名家庭教师,让柬埔寨新一代华人可以继续学习中文。

战后,柬埔寨政治局势仍未明朗,教育、文化政策未开放,华文教育仍未被当权者承认。但是,当时许多华商通过经商,逐渐累积财富,也希望孩子能够学习中文。

“老师们通过开补习班可以赚点钱,也趁机把华人子弟联合起来,把中文知识传下去。”梁淑明便在家里开中文补习班,在纷乱年代寻找传承华文教育的缝隙。

梁淑明笑称当时的情况像是在和当权者“玩捉迷藏”:“他们(执法人员)发现了,来我们家警告我们,我们就让孩子们把课本收起来,当作在家里聚玩,告诉他们只是帮别人看顾小孩。”

梁淑明认为,家庭补习老师帮助许多华人奠定基础,等到1992年,柬埔寨政府采取文化多元政策,允许办华校时,端华学校复课便能够立即恢复6个年级的课程。

端华学校于1992年复课时共有1700名学生,随着华文教育的需求增加,端华随后也在金边设立了分校,两校至今共有约1万5000名学生。


华文学校依着会馆与神庙而立,形成金边华校的特色。(摄影/冯依健)
华文学校依着会馆与神庙而立,形成金边华校的特色。(摄影/冯依健)
位于金边闹区角落的端华正校。(摄影/冯依健)
位于金边闹区角落的端华正校。(摄影/冯依健)


一馆、一庙、一校:依庙而立的文化

梁淑明带我们参观端华学校,学生上课的课室对面,竟是通往一间神庙的侧门。梁淑明解释,神庙周围形成金边华人聚集的社区,形成金边华校有依神庙而立的特色。

“我们的华校多数是先有庙,才有学校。庙宇信仰就把华人集中起来,之后就成立潮州会馆,然后隨着会馆的发展就开始为华人子弟办学。”

柬埔寨华人会馆承担办学的功能与使命,“会馆办学”也成了金边华文教育的主要模式。

金边的5所华校,即端华学校、崇正学校、民生中学、集成学校与广肇学校,分别隶属于潮州会馆、客属会馆、福建会馆、海南同乡会与广肇会馆。1990年,当柬埔寨政府开始实行文化开放政策,这五大会馆便成立了柬华理事会,统管有关华文教育的发展、经费筹募与教材编制。

梁淑明透露,目前当地华社也在筹办一所华文大学,让华人子弟在中学毕业后,可以继续在本地华文大学深造。她说,当地华商的资助是华文教育的支柱。

在神庙里的墙上,刻着许多捐赠者的名字。黄焕明的名字也在其上。

原来黄焕明也是潮州会馆的副会长,多年来活跃于会馆与华校的活动。他也是柬华理事会的常务副会长。

2000年,柬华理事会创办《柬华日报》,报道柬埔寨华人所关心的时事动态。

作为第二代华人,黄焕明指出,自己身为柬埔寨人与华人的两个身分并不冲突,甚至认为自己那一代华人“可以说是同化了”。

一名柬中混血的谢姓青年也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多已与柬族混血,日常生活中使用柬语,同化程度高,不再以华人作为自身的身分认同。此外,政府对各族群一视同仁的政策,令新一代华人不会再感到区隔。

但,黄焕明认为,许多老一辈的华人仍然认同自己的“根是中国”。“我们要建校、弘扬中国文化做什么?就是不要断根。……老华侨的想法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根断掉。”

“我们办的华校,就是把根留住的工程。”


端华学校内的学生排队,准备出外进行体育运动。(摄影/冯依健)
端华学校内的学生排队,准备出外进行体育运动。(摄影/冯依健)




延伸阅读:

【东盟专题.遇见柬埔寨/02】大马华商在柬埔寨 离散与冒险

【东盟专题.遇见柬埔寨/03】金边贫民窟的社区力量 传道与授业




作者 : 刘存全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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