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专题.遇见柬埔寨／01】柬华的苦难 排挤与战乱

1975年，红高棉军占据金边后，逼迫金边人离开首都，到乡下进行集体耕作与劳动。3天内，整个金边被清空，当时年仅26岁的梁淑明也加入下乡劳改的行列中。

“当时离开城市的时候告诉我们只离去3天，所以也没有带什么东西，只带了几套衣服、几罐米……所以当时很多华人饿死、病死。”

据估计，在红高棉政权统治柬埔寨的3年8个月又20天里，柬埔寨有200万人口因为处决、疾病、饥饿与过度劳动而死亡。这个意味着每10个柬埔寨人中，就有2.7个人遇害。

在红色高棉获得政权之前，柬埔寨华人共有约60万人。然而，在红高棉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急剧下降到30万人左右。

梁淑明一家八口人，就在下乡劳改的路上死了4人。面对肃杀的时代，从劫难走出来的人只能无奈地重复：“没办法。”

“没有办法咯，不能吃，又要在路上这么走，就饿死了。当时家里8个人一起出走，最后只剩下4个人。4个家人没了。”

今年初，上万名群众在金边体育场参与“红色高棉大屠杀”结束40周年庆祝活动，该国首相洪森将历史性的这一天称为柬埔寨的“第二个生日”。

然而，对于六百多万幸存者以及在“第二个生日”之后出生的柬埔寨人而言，这个历史幽灵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2005年的一项研究调查发现，逃亡美国长滩的586名柬埔寨难民中有62%的人患有创伤后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其中半数人也患有抑郁症。研究人员也通过长期记录红高棉幸存者与其子女的心理状态，发现创伤不只出现在经历红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身上，连幸存者的后代也出现跨代创伤后症候群的迹象。

被视为越共支持者

柬埔寨华社与华文教育所受到长达20年的压迫，早在红高棉执政前便已开始。1970年，当时的首相朗诺属亲美势力，和亲苏、亲共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出现矛盾。朗诺趁西哈努克访问中国与苏联时发动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当时，柬埔寨华人被朗诺政府视为越共支持者，受到对付。政府发布停办华文学校的命令、关闭华文报，甚至禁止商店悬挂中文招牌。

5年后，红高棉政权执政，颁布取缔私营商业、废除货币流通、不允许拥有私有产业等命令，使到以经商为主的华人社会大受打击。根据一项调查报告，当年华人占全柬埔寨商人的95%。换言之，华人的经济活动在当时受到重创。

红高棉政权垮台后，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但柬埔寨华人的梦魇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当时的政府推行排华政策，很多华人因此逃离柬埔寨，移民到其他国家。

历经各种劫难，当地华人黄焕明指出，华人社会走过了“从前的黑暗时代”，现在柬埔寨华人终于“看见曙光”，也更渴望社会与政治稳定。

黄焕明也是当地中文报《柬华日报》社长。他认为，目前的政府与政策惠利华人，例如经贸自由与办华校的权利，皆让柬埔寨华裔逐渐找回信心。“站在华人的立场，首先是不要排华，其次是给我们空间经营事业、做自己的生意，还有开放给我们办校。”

离不开的人，一起重建

经历过内战与屠杀历史，柬埔寨常被形容为百废待兴的社会，活下来的幸存者得重建这片废区。梁淑明形容：“1979年之后，全都没有了，柬埔寨是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的历史中，柬埔寨华人和高棉人一样，必须“一点一滴重新做起”自己的家园。

当红高棉政权被推翻后，许多人选择逃难到邻国，再移民欧美国家。梁淑明坦承，当时自己也想移民国外，但缺乏经济能力，各国难民收容的数量也有限，无奈之下只好留在柬埔寨。

“当时我也很想去国外，但是没办法，我们没法离开。因为被制止了，太多人，外国的难民营也不会接受我们。”

“我们这一批没有离去的人，就留在这边想办法怎么生存下来，跟当地的人民一起，再重新慢慢做起来。”

无法离去，便只好生根发芽。留下来的梁淑明，选择成为一名家庭教师，让柬埔寨新一代华人可以继续学习中文。

战后，柬埔寨政治局势仍未明朗，教育、文化政策未开放，华文教育仍未被当权者承认。但是，当时许多华商通过经商，逐渐累积财富，也希望孩子能够学习中文。

“老师们通过开补习班可以赚点钱，也趁机把华人子弟联合起来，把中文知识传下去。”梁淑明便在家里开中文补习班，在纷乱年代寻找传承华文教育的缝隙。

梁淑明笑称当时的情况像是在和当权者“玩捉迷藏”：“他们（执法人员）发现了，来我们家警告我们，我们就让孩子们把课本收起来，当作在家里聚玩，告诉他们只是帮别人看顾小孩。”

梁淑明认为，家庭补习老师帮助许多华人奠定基础，等到1992年，柬埔寨政府采取文化多元政策，允许办华校时，端华学校复课便能够立即恢复6个年级的课程。

端华学校于1992年复课时共有1700名学生，随着华文教育的需求增加，端华随后也在金边设立了分校，两校至今共有约1万5000名学生。

一馆、一庙、一校：依庙而立的文化

梁淑明带我们参观端华学校，学生上课的课室对面，竟是通往一间神庙的侧门。梁淑明解释，神庙周围形成金边华人聚集的社区，形成金边华校有依神庙而立的特色。

“我们的华校多数是先有庙，才有学校。庙宇信仰就把华人集中起来，之后就成立潮州会馆，然后隨着会馆的发展就开始为华人子弟办学。”

柬埔寨华人会馆承担办学的功能与使命，“会馆办学”也成了金边华文教育的主要模式。

金边的5所华校，即端华学校、崇正学校、民生中学、集成学校与广肇学校，分别隶属于潮州会馆、客属会馆、福建会馆、海南同乡会与广肇会馆。1990年，当柬埔寨政府开始实行文化开放政策，这五大会馆便成立了柬华理事会，统管有关华文教育的发展、经费筹募与教材编制。

梁淑明透露，目前当地华社也在筹办一所华文大学，让华人子弟在中学毕业后，可以继续在本地华文大学深造。她说，当地华商的资助是华文教育的支柱。

在神庙里的墙上，刻着许多捐赠者的名字。黄焕明的名字也在其上。

原来黄焕明也是潮州会馆的副会长，多年来活跃于会馆与华校的活动。他也是柬华理事会的常务副会长。

2000年，柬华理事会创办《柬华日报》，报道柬埔寨华人所关心的时事动态。

作为第二代华人，黄焕明指出，自己身为柬埔寨人与华人的两个身分并不冲突，甚至认为自己那一代华人“可以说是同化了”。

一名柬中混血的谢姓青年也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多已与柬族混血，日常生活中使用柬语，同化程度高，不再以华人作为自身的身分认同。此外，政府对各族群一视同仁的政策，令新一代华人不会再感到区隔。

但，黄焕明认为，许多老一辈的华人仍然认同自己的“根是中国”。“我们要建校、弘扬中国文化做什么？就是不要断根。……老华侨的想法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根断掉。”

“我们办的华校，就是把根留住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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