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专题 . 感受新加坡／02】新加坡的广播人生涯：DJ黃文鸿：国籍不重要

大马的门关了，看到“新”机会

自嘲有“怕输精神”的黄文鸿说，他在台湾读大学的最后两年已在电台工作，因此在毕业以前就通过台湾的节目经理牵线，到新加坡的广播电台“敲门”，前后从台湾飞往新加坡参加3次面试，在毕业典礼后、未取得证书前成功应聘，展开了在新加坡的“广播人”生涯。

他说，由于当时大马的广播电台还不像现在一样，有许多的私人电台，且自觉留台读书5年已离开父母太久，比起在吉隆坡工作，新加坡反而更靠近居銮老家，父母也容易听到、看到他。

他自认工作运不错，当然这当中也包含了他的态度，在大马的门被关上后，他也看到了另一个机会，并为自己要的东西，积极努力争取。

在新加坡工作，是时势也是机缘，性格带有“既来之，则安之”态度的黄文鸿，即使在异国他乡工作，也并未有太强烈的受挫感，他认为，这也和他在台湾接受的新闻训练，学到的做事和表达方式有关。

他分享说，当时的新闻课需要选新闻线，而体育线是没有人“抢”的新闻，他当时得知台湾一所大学有开办骑马课，就特别前去该所大学寻觅参与骑马课的学生并完成采访，该则新闻也上了头版。这样的经历，让他懂得在一扇门被关上后，再去寻找另一个机会并全力以赴，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在被关上的门。

10年没听过“滚回大马”言论

询及刚到新加坡工作时，虽然有着柔佛人熟悉新加坡社会和文化的优势，但这当中是否还有一些让他想回国发展的“低潮”时，他觉得自己的韧性已在台湾被磨练出来，因此即使在马新关系一度紧绷，同事偶有“酸言酸语”时，他也不会因此有太大的触动。

他说，也曾试过在农历新年想请假回家时，主管当面说“早知道不请大马人”，或是有听众留言要他“滚回大马”，但他都不把这些言语太放在心上，因为他理解每个人的国家立场都不同，只要他没有做错，无需浪费唇舌辩解，“闪”是最聪明的做法。

随着新加坡开始有更多的新移民，国际局势也开始进入全球化，马来西亚人不再是新加坡主要的“外来人口”，也不再是在许多课题发生时，首个被针对的对象，他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听过有人发表要他“滚回大马”的言论。

他认为，在新加坡政府做出的各种平衡政策和宣导下，新加坡人也更能接受其他国籍的人在该国生活。

他也觉得，对于南马的人来说，要融入新加坡社会并不难，因为语言和文化非常接近，更笑言自己会唱的新加坡爱国歌曲比大马爱国歌曲来得多。

他如今所在的广播电台，对于本地与外地人共同工作的接受度极高，在农历新年时，反而会问彼此“为什么还没回家”，因此他在新加坡工作、生活也都很开心。

“高压”、“高速”贴合性格

大众对于新加坡社会的形容，都离不开“高压”和“高速”，对黄文鸿来说却是贴合他性格的部分，更不讳言地说自己就是他人压力的来源：“我的步调本来就很快，所以我是很适应新加坡的环境的，有时不断地快、快、快，回到居銮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自己好像太快了，就会自动地调节，放松心情、放慢脚步。”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也学会自我平衡和调整，在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后，也懂得接受不完美的结果，尤其是在和年轻人沟通时，更会控制自己的语言再含蓄一些，或是在批评前，不吝赞扬对方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之后再提出可以改进的地方。

自大学毕业后就到新加坡发展至今已超过20年，持着永久居民资格，但黄文鸿仍未考虑要入籍为新加坡公民，在这当中，身在居銮的父母是最大关键。

“家人是最大的牵绊，我平均一个月会回家一两次，陪一陪我的父母，因为家还在大马，所以我没有考虑过入籍这件事。一方面我也是单身，所以是否入籍在福利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说，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力的推拉因素（push-pull factor）让我做出这个抉择。”

在看到大马的媒体环境日益开放，内心有点对于没有在大马“玩”到广播这块抱有小小遗憾，以及还未实现的“用广东话主持节目”的志向，会不会为了实现这些而想要回到大马发展？

对此，他有更多的斟酌和考量。

黄文鸿表示不排斥跟大马媒体交流或是上课的机会，但若将重心全然移到大马，他又觉得“机会成本”太高了，因为毕竟在新加坡奋斗多年，广告和主持收入都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不会单纯地为了填补内心的小遗憾而回到大马发展。

此外，行业的多元化，也让他不仅仅是在广播界发展，在进行电影这个属于“没边界”的工作时，或是他正积极推广的播客（Podcast）平台，都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不需要回到大马才能进行。

关注大马政治局势

或许是媒体人本性使然，虽然工作重心是在新加坡，但他仍非常关注大马的政治局势，每当回到居銮时，都会翻阅过去的报纸、看新闻，或是向朋友了解一些事件的最新进展和看法，自觉拥有投票权所以应该要对政局有所了解。

询及自己的国家独立60年后，终于迎来更换政权，对此有何想法时，他认为，改变需要时间，而在这个去芜存菁的过程，对他而言是可以忍受的。

至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不同的国情，他觉得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只是各自的背景不同所致。

他以自己为例，大马和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个性，在新加坡工作生活也形成了部分特质，在媒体和同业的影响下，同时拥有香港和中国的印记，所以他才会认为国籍并不是那么关键。

“每个人都有优缺点，不一定是对方来自哪里，很多时候是‘人’本身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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